那天下午，南境突降暴雨。
我一边走出地铁站，一边看着手机上的编号维权地图。几个编号者发出的最新帖子上，标注了自己的遭遇：银行拒绝开户，企业退回录用通知，甚至连中学都用模糊理由要求学生转学。编号者被从现实社会中“同步删除”的趋势，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展。
现实比数据还残酷。
我匆匆赶到西郊一个五层居民楼，那里刚发生一起“编号冲突”。屋子里只剩下尸体和他的母亲，哭到声音全哑。那名跳楼者二十四岁，名叫陆鹏，编号Q-L103。
“他只是被房东问了一句，是不是你这种人？”女人几乎是咆哮着告诉我，“他连解释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的身份证原件、求职简历、医药单据，全被编号覆盖，甚至连精神评估报告中都写着：“社会适应能力下降，可能因系统标记引发焦虑。”
我们打开他的枕头，在里面发现一张纸条。
“别叫我Q-L103，我叫陆鹏。”
老隋站在窗边，一直没有说话。他看着楼下那滩未干的血迹，沉声道：“编号开始杀人了。”
我点头，低声说：“现实同步删除，比数据封锁更致命。”
我们把纸条收好，连同陆鹏的书籍、照片、衣物一并封箱。钟若谣那天没来，她发来一条短讯：“我去找那个‘筛选系统’的技术供应商了，他们恐怕早就知道会出事。”
我们清点着同类事件，过去一周已有37起涉及“编号者”的生活性剥夺案例。每一例都不是枪口之下，却无一不是刀锋之上。
我翻开一个新的文件夹，文件名写着：“现实编号歧视案例00038”。
系统没删我们。
他们只是教唆世界，让它自己动手。
回到基地后，我们开了夜间会议。会场里的人越来越多，有些甚至是第一次来参加组织集会的编号者。
“我昨天被赶出住处。”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说，“理由是社区安全问题。”
“我在火车站被临检，警察说系统提示我有‘不稳定潜力’。”一个看上去年轻的女大学生哽咽着说。
“我弟弟才十四岁，他被老师在班里点名为‘编号危险组’，然后没人再跟他说话。”
我听着他们的叙述，笔记本上一页页写满名字、编号、事件简述。一个编号者的名字，是他还活着的唯一证据。
而现在，这证据也正在被清理。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我提出成立“现实编号观察组”，由回音者分支建立编号者权益监控站，每天更新现实案例，通过离线广播发布。老隋负责技术，阿妹负责联络志愿者，钟若谣负责推进法律咨询。
有人问：“发这些东西有用吗？”
我抬起头：“你看见陆鹏的母亲了吗？她不是在找用，她只是在求一个‘这是真的’。”
“我们得让这个世界承认，这真的发生了。”
那晚，编号者集中居住点外围出现警车巡逻，我们迅速转移了两个节点。我躲进老城区一间无人小书馆的地窖中，那里潮湿而昏暗，只有几盏备用电灯还在闪烁。
我在墙上写下：“Q-L103 陆鹏 1999-2024。不是疯子。”
然后我躺下来，闭眼休息。脑中仍是那张纸条：别叫我Q-L103，我叫陆鹏。
凌晨三点，阿妹跑来敲门。
“又一个跳楼了。”
我眨眨眼睛，“谁？”
“Q-J219，李苇。她是一名被劝退的实习医生。”
我们赶到医院时，她的尸体刚被运出，护士说她最后一天还在为病人登记信息，“她笑着说，‘别填错了名字，别搞成编号。’”
我蹲在长椅上，手撑着脸，冷汗从后颈滴下。
“他们不是在删档案。”我喃喃，“他们在删人。”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是满地白纸，每张纸上都写着一句话：“别叫我Q-XXX，我叫……”
名字一个个浮现，又一个个被风吹走。
我伸手去抓，却只剩指尖空凉。
第二天，我们开始布置“编号者临终记录档案箱”，放置在医院、养老院与殡仪馆，由回音者志愿者收集死者编号与真名的最后记录。
墙角的每一份档案，都不该被风吹散。
现实同步删除还在继续。
我们要用名字，对抗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