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张集馨的仕途，发现他始终挣扎于贪与不贪之间，他“想做清官而不能，欲做贪官又不忍”，
最终沦为**体系中的被动共谋者。
被革职后，他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将其悲剧归结为“时势”所致，实则指向整个官僚体系的崩塌。
像张集馨这种“做贪官不够格，做清官没出路”的荒诞处境，在大清腐朽官场比比皆是，最终都被大染缸演变成了贪官。
张集馨的悲剧，并非个人道德的失败，而是一个王朝将“劣币驱逐良币”规则，推向极致的必然结果。
他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有这样一段自白：
“初任四川按察使，借高利贷送‘到任规’一万二千两，幕僚曰‘前几任皆如此，否则三月必被弹劾’。
吾尝夜观星象，叹书生报国无门，却陷污泥之中。”
张集馨这种从“耻于贪腐”到“无奈接受”，及至“习惯陋规”的转变，
并非个人道德溃败，而是整个官僚体系“逼良为娼”血淋淋的展现。
尽管老张在官场上逐渐成熟，但他内心仍在挣扎。
一次送完总督“节寿礼”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手持账簿，计算银两相耗，如商贾谋利，心甚愧之。”
又记：“见粮商跪求减免‘漕规’，面有菜色，终不忍严拒，仅减十分之一。”
这种“半推半就”的妥协，暴露了老张尚未完全泯灭的道德感。
【官场现形记】：在张集馨的书中，记载了乐斌的情人和门人两个典型人物，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人，是如何搅动甘肃官场的——
陕甘总督乐斌的情人，人送绰号周二奶，外号母老虎，长得颇有几分姿色。
她本是总督府的仆妇，却因与乐斌私通生下一私生子，而后竟摇身一变，成为督署实际当家人。
有意思的是，二奶原有家庭，其老公后来被乐斌一杆子发配到了宁古塔。
二奶的卧室藏着一本“官员孝敬簿”，详细记录着甘肃全省官员的送礼数额：
比如布政使张集馨年送1万两，知府送5000两，送礼不足者立刻遭到弹劾。
周二奶成了乐斌收受贿赂的账房先生，由于财政大权在握，乐斌的原配夫人和姨太太，都要仰周二奶鼻息生活。
稍不顺心，原配和姨太太身上就会青一块紫一块，就连乐斌也惧她三分。
经常听到二奶骂乐斌：“你算什么东西，人前大谈反腐，背后你特么的比谁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每当听到二奶这样骂，乐斌像吸了鸦片一样兴奋：“骂得好，别的官员不敢骂，我早就想听别人骂，可他们不敢，哈哈哈……”
官员们见到周二奶皆毕恭毕敬，你可能说这些官员们怎么怕一个二奶呢？
其实错了，他们怕的是二奶控制下的乐斌。
道光二十九年（1849），候补道员和祥的厨子与周二奶的随从争路，
周二奶得知勃然大怒。当即把和祥召至督署，又打又骂足足一个小时，
最后逼其长跪半日，直到师爷送上3000两银票这才罢休。
更荒诞的是，她常穿着乐斌的总督朝服坐在大堂上，接受官员的跪拜，
而乐斌竟在一旁嬉笑道：“夫人替我理政，好得很！”
这种“仆妇治官”的奇观，本质上是乐斌将总督职权“私家化”的产物。
张集馨记载：“乐督目不识丁，以贪墨为能，凡人事任免、钱粮调度，皆决于周二奶。
吾曾见其代批公文，朱笔歪斜，却令全省奉行。”
当权力可以通过**关系随意让渡，官僚体系的制度权威已荡然无存。
督署门丁陈二，本是乐斌的家奴，一个看门老头，却因掌管“签押房钥匙”，成为官员晋见的“拦路虎”。
所有州县官求见乐斌，必先向陈二缴纳“门包”：少则50两，多则200两，否则“拒之门外，或故意拖延几日”。
想想可笑也不可笑，唐僧取经时，最后还不是让如来佛祖手下的门人，勒索去了50两银子吗？
有道是宰相门前三品官，别小看门人的刁难。
张集馨任甘肃布政使时，曾亲眼目睹某知县因未给门人陈二送礼，在督署门口从清晨等到黄昏，最终被陈二骂“不懂规矩的穷酸”。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陈二二婚时，彼时陈二的老婆在老家伺候陈二的老妈，乐斌自作主张为他纳一小妾。
纳妾前两天，按察使明绪牵头组织官员凑份子，过门那天，兰州知府亲自搀扶一对新人入洞房，
布政使张集馨也被迫送上500两贺礼。
乖乖，一个“贱役”的婚礼，竟让省级官员甘为家奴跑前颠后，极尽讨好之能事。
难道这些高官心甘情愿拜倒在一个看门老头人面前吗？非也。他们拜倒在总督大人的权力之下，
没有总督大人罩着，他一个看门儿老头算个球？
张集馨在日记中痛斥：“朝廷设官分职，乃令门丁凌驾于命官之上，成何体统！”
但他心里更清楚：若不讨好陈二，乐斌便会借故刁难，“
此非敬陈二，实敬乐督之权也”。
乐斌、周二奶、陈二与张集馨的关系，构成了一条完整的**食物链。
乐斌作为满族总督，凭借皇族特权公开卖官鬻爵，将甘肃“捐监”名额定价50两每人，其中30两落入自己腰包。
周二奶作为权力中介，通过“枕边风”操纵人事，她账簿上的“孝敬数额”直接决定官员的升降。
乐斌的把柄紧紧攥在二奶手上，二人结成利益共同体。
陈二作为权力末梢，通过“门包”和“喜礼”敲诈官员，形成“未入公堂，先交买路钱”的潜规则。
张集馨作为中间环节，既需向乐斌、周二奶送礼以保住官位，
又需默许陈二的勒索以维持官场运转，最终在“送贪平衡”中沦为了替罪羊。
这种系统性**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个人因素只能服从规矩。
张集馨曾试图反抗，挣脱束缚，他坚持文人节操，愤而弹劾乐斌，却被军机处以“满汉有别，勿多事”驳回。
他想刹住“门包”之风，幕僚警告他“前几任按察使皆因此罢官”。
在甘肃布政使任上，他算过一笔绝望的账：每年送礼需12万两，而合法收入仅数千两，
亏空！只能通过克扣漕粮来填补——“非我欲贪，实乃体制逼我为贪”。
张集馨在年谱（日记）中记录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他任陕西督粮道时，曾梦见自己“身陷污泥，想奋力爬出，却越陷越深”，
醒来后长叹：“此梦非吉兆，其暗示官场如泥沼，清白者无脱身之术。”
这种隐喻式的自我认知，道尽了一个尚有良知的官员在体制中的绝望——不是不想做清官，而是“清廉”意味着丢官丧命。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张集馨虽然被革职，后被新皇帝咸丰起用。
同治四年（1865年），66岁的张集馨旧病复发，请假调理，后又因开罪陕西巡抚刘蓉，再次遭到革职处分，这次永不叙用。
无官一身轻的他，晚年着有《时晴斋诗词赋全集》，其所写自叙年谱和日记，涉及内容广泛，对官场腐恶进行逼真描写，后出版改名为《道咸宦海见闻录》。
1878年，张集馨去世，享年78岁，结束了其波澜起伏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