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之役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当第一批带着特许状和武装护卫的清国商团踏上九州土地，当那些额角刺字、形容枯槁的“矿役营”、“杂役营”男女在倭国武士的严密看管（实为协助清国执行）下，步履蹒跚地走向深山的矿坑时，北京紫禁城的养心殿内，关于如何“长治久安”地消化、控制这块新近被强行纳入轨道的土地，一场更深邃、更冷酷的思辨，正在雍正皇帝的心中，如同冰层下的暗流，缓慢而固执地涌动。
案头摆放着格致院汇集的、关于天竺（印度）风土人情的报告，其中重点提及了那延续千年的“种姓制度”。梵语谓之“瓦尔那”，后演化为“迦提”，将人依出身分为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武士）、吠舍（平民）、首陀罗（仆役）以及之外的“不可接触者”。这套体系，以其宗教神圣性、血统世袭性、职业固定性和社会隔离性，如同无形的枷锁，塑造了天竺社会的基本骨架，使其即便经历王朝更迭、外族入侵，其社会深层结构依然顽固地保持稳定，底层反抗被消弭于无形的宿命论和日常规训之中。
雍正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即便上层统治政权变更，此制度根基难撼，其影响深入骨髓”这句评语上。他指节轻轻叩击着桌面，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倭国那片刚刚被炮火与条约“规训”过的土地。
白银矿脉如同血管，特许贸易港如同关节，酷刑与矿役如同痛觉神经的持续刺激……这些是经济与**的控制。但够了吗？倭国武士阶层虽遭重创，其“下克上”的野心与桀骜不驯的岛民根性，是否会像被割过的野草，在未来的某个雨季，再次疯狂滋生？刺字与宫刑制造了痛苦与仇恨，却也凝聚了新的反抗认同。如何从根本上，从社会结构与心灵层面，将倭国及其民族，改造（或曰“固化”）成一个便于大清长期掌控、甚至能从中持续汲取养分（不仅是白银，也包括人力、文化驯服度）的稳定附庸？
一个冰冷而大胆的念头，如同毒蛇出洞，悄然钻入他的思绪：能否参照天竺之例，结合八旗制度的部分精髓，在倭国人为制造并固化一套“爱新觉罗—八旗—倭人”的等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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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御前密议：制度的毒草
他将这个想法，在最核心的圈子内提出。参与者只有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海疆衙门陈弘谋，以及刚从福建前线回京述职的弘昭、弘景。
“皇上，” 张廷玉听完皇帝初步构想，沉吟良久，花白眉毛紧蹙，“天竺种姓，源于其古婆罗门教义，与轮回、业报之说深度捆绑，视之为神定秩序，故而深入人心，难以动摇。我朝……以何名目，行此类似之事于倭国？若无宗教或神圣外衣，恐难服其心，易被视为纯粹暴政，激起更烈反抗。”
陈弘谋则从实际治理角度补充：“且天竺种姓与职业绑定，千年不变，社会几近僵化。我朝若在倭国强行划定世袭等级职业，恐严重窒碍其生产贸易，尤其银矿开采、港口运作皆需相当技能与积极性，若以固定低种姓阶层充任，效率低下，反损我利。”
弘景直接道：“皇阿玛，儿臣觉得麻烦！不如多派兵驻守，再有不轨，杀就是了！搞什么等级，弯弯绕绕！”
弘昭却若有所思：“十三叔、张相和陈大人所言有理。然儿臣在九州袭扰时，深感倭国各藩等级亦森严，武士、町人、百姓、秽多非人之间，壁垒分明。或可……顺势利导，借其原有等级，掺入我八旗之制，重塑之？”
雍正听着众人议论，神色不动。待众人说完，他才缓缓开口：“张廷玉所虑，在于‘名不正’。天竺以神权压人，我大清，以皇权、以征服者之权、以文明教化之权立规，何须假借夷神？诏告倭国：尔等挑衅上国，自取败亡，故天朝重整尔邦秩序，以赎其罪，以彰王化。此乃天罚后的新秩序，顺之者，可得保全，乃至晋身；逆之者，永坠深渊。无需宗教，征服者的意志与力量，本身即为最高的‘法’与‘理’！”
“陈弘谋所虑，在于‘僵化损利’。朕岂会照搬天竺死板职业绑定？” 雍正眼中闪过精光，“新制之核心，在于固化尊卑，而非绝对固定职业。尤其中下层，仍需劳作生产，为我朝创造价值。但朕要的是，让他们安于其‘位’，视跨越阶层为不可能，视服务上国为天经地义，从思想上断绝其非分之想。具体职业，可在其等级内，根据我朝需要调整。”
他肯定了弘昭的想法：“弘昭所言，切中要害。利用其原有社会裂痕，加以改造、强化并固化，将对抗矛头部分转向其内部，并为我所用。”
一个初步的、混合了八旗军事组织特色、满洲征服者特权、以及种姓制度社会固化原理的“东瀛新秩序”蓝图，在他脑海中逐渐勾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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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蓝图勾勒：三层九等的金字塔
雍正授意，由陈弘谋牵头，会同礼部、理藩院、八旗都统衙门及熟悉倭情的官员，秘密起草了《东瀛安靖与教化新例（草案）》。其核心便是构建一个以爱新觉罗皇室及满洲八旗为绝对顶峰，以下层级逐步融入并固化倭国社会的等级金字塔。
第一等：天朝统治层。
· 圣裔：爱新觉罗皇族，至高无上，倭国视同神明。
· 八旗贵胄：派驻倭国的满洲、蒙古八旗驻防官兵、官员及其眷属。享有绝对法律、经济特权，占据最优渥土地（如江户、大阪、京都、长崎等要地专属居住区），不得与倭人通婚（初期严令），维持血统“纯净”与优越性。其职责为监管、镇守、教化。
第二等：倭国协力层（重点改造对象）。
此层旨在分化倭国原有统治阶级，培植依附势力。
· 恭顺藩主：率先降伏、并在后续协助清国推行新制、镇压反抗的倭国藩主（如一些早期倒戈或实力较弱者）。保留部分领地、武装（但需受八旗监管），子弟可入“倭国贵胄学堂”（设于长崎或江户，教授中文、满文、大清律例及“忠君”思想），优秀者甚至可获虚衔或到北京观光。其社会地位低于八旗，但远高于其他倭人。
· 维新武士：愿意放弃传统武士道中对“主君”的绝对忠诚，转而宣誓效忠大清皇帝、并投身于为新秩序服务的原武士阶层。可改编为“治安协勇”或“矿场监工”，协助维持秩序、管理矿役。其家族可免于部分苛捐杂税。
· 特许商贾：积极配合清国特许贸易，并为清国商团提供重要服务的倭国豪商。可获得一定商业特权，但其财富与活动受严密监控。
第三等：倭国平民及罪役层（彻底固化底层）。
· 良町百姓：安分守己的工匠、农民、渔民。须登记造册，承担主要生产劳动和赋税。严格限制其迁徙自由，未经许可不得离开本村、本町。法律上低八旗及协力层数等。
· 矿役贱籍：由战俘及其后代、以及因反抗新秩序而被判罚者构成。额角或脸颊刺有特殊标记（与战俘刺字区分，但同样醒目），永世为奴，专职矿坑、最艰苦土木工程及其他污秽危险劳作。严禁与以上各阶层通婚，聚居特定区域（类似“秽多村”但更严酷），形同牲畜。此层级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上方所有阶层的警示，也是消耗潜在反抗者的“垃圾场”。
· 寺社隔离层：对倭国原有神社、佛寺势力，既不强行摧毁（以免激起强烈宗教反抗），也不赋予特权。将其神职人员限制在寺庙范围内活动，严格审查其教义，剔除任何可能蕴含反抗或独立意识的内容，鼓励其宣扬“顺从天命”、“安守本分”、“效力上国以修来世”等改编过的说教。使其成为维持底层精神麻醉的工具，而非组织中心。
草案还规定：各等级之间，服饰、居所、礼仪、通婚、诉讼权利、乃至行走道路均有严格区别，僭越者严惩。鼓励低等级举报告发高等级“不法”（实为相互监视），但最终裁定权在八旗官员手中。同时，设立极其有限的、由天朝控制的“上升通道”，例如“良町百姓”中极少数“杰出忠顺者”，经八旗官员保举，可擢入“维新武士”或更低级的吏员阶层，但绝不可能触及“恭顺藩主”及以上。这种微乎其微的希望，旨在制造幻觉，分化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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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阻力与博弈：理想的裂缝
这份草案在小范围传阅讨论时，激起的波澜远超对倭国的经济制裁条款。
就连最支持严惩倭寇的弘景，看完后也挠头：“皇阿玛，这……这管得也太细了，得派多少官儿去盯着？咱们八旗子弟，在那边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天长日久，会不会反被那些‘恭顺藩主’、‘维新武士’给架空了？或者跟他们搅和到一起，忘了自己是满洲了？”
允祥的担忧更实际：“皇上，此制若行，初期镇压成本极高，需常驻重兵。且人为制造如此森严壁垒，必然导致倭国社会活力尽失，生产停滞，恐反不利于我朝获取白银及其他物资。长此以往，非但不能成为助力，反成财政与军事之负累。更甚者，此等**裸以种族、出身定尊卑之制，推行于外邦或可，然其理念若……若反向流播，影响我朝自身，恐非社稷之福。” 他隐晦地提醒，这种制度本身带有强烈的毒性和腐蚀性。
张廷玉则从经义角度提出质疑：“皇上，圣贤之道，在于‘有教无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以夷制夷则可，然行此永世隔绝、定民以种之策，似与王道仁政相悖，恐损皇上圣德，亦难服天下士林之心。倭国纵有罪，其民亦是人。”
陈弘谋作为草案起草者，也看到了执行中的巨大困难：文化差异、管理成本、倭人的消极抵抗（如怠工、隐匿人口、文化上的阳奉阴违）、以及八旗驻防军可能发生的腐化、与协力层的同流合污……
雍正沉默地听着。他何尝不知这些弊端？这个构想，源自他最深层的控制欲与对长远隐患的忌惮，是一种基于“绝对安全”幻想的制度设计。但现实的重重阻碍，如同一盆盆冷水。
他最终没有立即批准这份草案全面推行。而是做出了更务实的决定：
“此《新例》……暂缓全面颁行。然其中若干原则，可择地、择事试行。” 他指示道，“于长崎、石见银矿、下关等要害之地，先行划定‘八旗驻防区’与‘倭人居住区’，严别界限。于矿役营及其后代，严格执行‘贱籍’管理，永世为役。对率先投诚之少数藩主、武士、商贾，可给予‘恭顺’、‘维新’名号及有限优待，以为样板，分化倭人。”
“至于全面社会等级固化……且看十年、二十年之效。若现有之经济控制、军事威慑、及局部等级隔离已能收效，便不必行此峻烈之策。若其反复，再行此雷霆手段不迟。” 这保留了他未来进一步强化控制的选项，也避免了立即陷入管理泥潭。
同时，他下令加强对派驻倭国八旗官兵的“满洲根本”教育，严防腐化；并指示理藩院与格致院，开始系统研究倭国历史、文化、宗教，寻找更隐蔽、更“低成本”的长期精神控制方法，比如通过影响其教育、改造其节日习俗、编纂符合大清利益的“新倭国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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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形的枷锁：未尽的尝试
于是，那份旨在复制“种姓制度”精神、让八旗永久凌驾于倭国之上的完整蓝图，最终未能完全化为现实。它更像是一株在雍正脑海中生长出的、充满诱惑与毒性的思想之苗，因其本身的极端与执行的巨大困难而被暂时搁置。
但它并非毫无影响。其部分核心思想——强化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身份区隔、利用并固化被征服社会内部差异、通过法律与日常规范制造不可逾越的等级感、以及将部分群体永久打入贱籍以儆效尤——已经通过局部试验（如驻防区隔离、矿役贱籍制度）和统治阶层的理念，悄然渗透到清国对倭国的实际政策中。
倭国社会并未被完全套上一套全新的、外来的种姓枷锁，但原有的社会裂痕在清国的干预下被加深、固化了。战败的耻辱、经济的附庸、部分人的勾结与大多数人的压抑，以及矿坑深处那些世代无法摆脱的“贱籍”身影，共同构成了一副新的、混合了外族压迫与内部扭曲的沉重枷锁。
雍正站在养心殿的巨幅地图前，目光扫过那片狭长的岛国。他知道，最完美的控制，或许不是强行嫁接一套僵硬的制度，而是让被控制者在恐惧、利益分化与有限希望的复杂迷雾中，自己慢慢习惯于被支配的地位，并最终将其内化为某种“常态”。经济的缰绳、武力的刀锋、加上精心计算的分化与驯化，或许比一张过于蓝图化的种姓表格，更为持久和“经济”。
但他脑海中那套“三层九等”的森严金字塔，并未消散。它作为一种终极威慑、一种统治的潜在选项，沉入了帝国对倭政策的工具箱深处。或许在未来某个时刻，若倭国再生异动，它就会被再次拿出，涂上更厚的“教化”与“安靖”的油彩，化为更为残酷的现实。
制度的毒草，一旦在心中种下，便难根除。而对倭国而言，来自北方大陆的阴影，从未远离，它以不同的形式——白银的索取、港口的特权、等级的暗示、以及矿坑中永不熄灭的苦难之火——持续笼罩着它的未来。
东瀛的种姓，虽未完全降临，但其森冷的理念，已如寒流般，浸入了这片土地的社会肌理之中。
（第890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