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一百一十八年，冬，乾清宫。
一百六十二岁的清世宗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端坐于御座之上。他身上那件明黄色十二章纹朝服，与一百一十七年前他初登大宝时所穿的形制几无二致，只是金线绣成的龙纹在漫长岁月里被无数次小心修整过。殿下，是密密麻麻身着补服、顶戴花翎的文武百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是胤禛孙辈甚至曾孙辈的臣子。不少老臣的辫子已然花白，而队列中靠后的年轻官员，却多是利落的短发——这是自海外传入、为方便操作机器与适应新式生活而兴起的风尚，虽未在明旨上改变“剃发”祖制，但民间与中下层官吏中已成主流。只有在朝堂这等最正式的场合，以及王公贵胄的府邸内，长辫与袍褂才作为身份与礼仪的象征被严格保留。退朝还家，官员们也大多换上简便的西装或立领制服。
贴身太监高金宝，一个六十许岁、面容谨慎的宦官，悄无声息地侍立在御座旁三步处。他的师父的师父，才是那位服侍了皇帝大半生的高无庸。时间带走了太多旧人。
胤禛的目光平静地扫过丹陛之下。他知道自己的时辰到了。《青莲混沌经》所带来的悠长寿元，在持续了一百六十二个春秋后，如同精准的钟摆，将停在他预先知晓的刻度。自四十五岁登基，他已执掌这个帝国一百一十七年。这远超任何史书记载的在位年限，足以让一个帝国经历数轮彻底的蜕变。他见证了铁轨延伸至边疆，电报线跨越重洋，蒸汽巨轮巡弋四海，也亲手将爱新觉罗的血脉与那套独特的功法体系，编织进一个覆盖寰宇的、稳固而富有弹性的统治生态之中。
他的声音响起，并不洪亮，却清晰地传入每一个屏息凝神的官员耳中，依旧带着那份不容置疑的沉静力量。
“朕，御极一百一十七载，上承天命，下抚万民，赖祖宗福佑，百官勤勉，幸无大过。今国本稳固，四海承平，朕春秋已高，宜效法尧舜，禅让贤能。”
殿中落针可闻。尽管数十年来，关于皇帝将传位于永瑄贝勒的猜测早已在高层流传，但当这一刻真正由皇帝亲口说出，仍带来一种历史性的震撼。
“皇孙永瑄，纯孝仁厚，睿智英断，克承满洲勇毅之风，深谙治国安邦之道。朕观其久，考其行，可付社稷。着即传位于皇孙永瑄，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永瑄从宗室亲王队列中稳步走出。他已五十三岁，身形挺拔，目光沉毅，蓄着合乎宗室规范的长辫，穿着亲王礼服。六年的太子生涯，在胤禛近乎严苛的亲自教导与无形考验下，他身上的青涩早已褪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潭般的沉稳与隐约的威严。他来到丹陛之下，撩衣跪下，三跪九叩，仪态完美无瑕。
没有繁复的谦让辞呈，一切简洁而庄重。胤禛将早已备好的传位诏书与象征皇权的玉玺，由高金宝捧下，交付于永瑄手中。这一刻，跨越了一个半世纪（从胤禛出生算起）的权力，完成了平稳交接。
禅位大典后，胤禛移居早已准备好的宁寿宫，名义上颐养天年。永瑄尊其为“太上皇帝”，一应礼仪俱至，但胤禛明确下旨，不再过问具体政务。他将最后的精力，用于最后的“静观”。
次年，改元“承启”。
这是永瑄登基后的第二年。他并未急于在即位之初便改换年号，而是用了一年时间，在雍正太上皇依然健在的背景下，平稳过渡，梳理政务，待局面完全掌控，方以“承启”昭告天下，寓“承雍正之志，启万世之业”之意。此举既显稳重，亦是对祖父功业与规划的明确尊崇与延续。
年号更定不久，宁寿宫传来消息：太上皇帝胤禛，于睡梦中安然崩逝。御医诊断，无疾而终，寿终正寝。
举国哀悼。尽管这位皇帝的寿命长到近乎传说，他的离去依然标志着一个漫长时代的彻底落幕。葬礼极尽哀荣，却又在永瑄的主持下，融入了一些新时代的简洁元素。灵柩由八匹纯白骏马牵引的包钢镶玻璃的灵车（而非传统人力抬杠）运送，沿途电线杆上缠着黑白纱幔，既有传统祭奠之色，又带着工业时代的冰冷线条。百姓自发沿途送行，他们大多身着深色简便常服，短发整齐，神情复杂——对于许多人而言，雍正皇帝更像是一个存在于教科书、新闻纸（报纸）和祖辈故事里的永恒符号，而非一个真实会逝去的人。
永瑄主持了一切仪式，举止哀恸而克制。只有在夜深人静，独自在养心殿（他并未立即搬入乾清宫）翻阅胤禛留给他的最后一批手札时，那份沉重的失落与巨大的责任才完全显露。手札中并无具体政务指示，多是关于“势”的养成、“生态”的微调、以及人心向背的洞察，最后一页，只有八字：“棋局已厚，落子无悔。” 一同留下的，还有一个密封的小荷包，里面是一枚温润的青龙玉佩，以及一小片写满极小满文符咒的陈旧玉牒布片——那是功法核心传承的最终验证物，与血脉共鸣的凭证。
雍正时代结束了。
乾清宫御座上，坐着承启皇帝永瑄。他面前是一个疆域空前辽阔、内部结构复杂如精密机器、却又深深烙印着祖父治理哲学的超大型帝国。窗外，隐约传来城市工厂的汽笛与街头有轨电车的铃响。殿内，香炉青烟袅袅，一如一百多年前胤禛初登基时的模样。
一个时代谢幕，下一个时代，在其铸就的厚重基石上，悄然“承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