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林青崖向红城大学申请了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考察。名义上是“西北地区近代知识分子流散史研究”，实际目的很明确——寻找林致远在甘肃的踪迹。
出发前一周，她几乎泡在市档案馆和图书馆里，查阅所有与1950年代“干部休养所”、“安置点”有关的资料。那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一些因各种原因不便留在原岗位的人员，被“安置”到相对偏远的地区，名义上是休养或学习，实际上是某种形式的软禁。
“红星街37号转”——这个地址在1950年代的兰州确实存在，是当时某部门的信件中转站。但六十年过去，原建筑早已拆除，相关档案也残缺不全。
苏文心利用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比对林致远照片中的地貌特征。“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绵延近千公里。但从植被和地形看，照片中的地点更接近走廊中部，张掖、酒泉一带的可能性较大。”
他们进一步缩小范围：1950年代，河西走廊地区有三个主要的“干部休养所”，分别位于张掖、酒泉和武威。其中，张掖的那个规模最大，也最符合照片中“土房、荒原、远山”的特征。
“还有一个线索，”林青崖指着照片中土房窗户上的模糊人影，“如果是休养所，应该不止林致远一个人。可能会有其他被安置者，也可能有管理人员。”
她联系了兰州大学历史系的朋友，希望能找到更详细的信息。得到的回复是：甘肃省档案馆确实有部分相关档案，但查阅手续复杂，且许多内容可能仍属敏感范围。
“我们只能实地走访了，”林青崖决定，“先从张掖开始。”
出发前一天晚上，沈慎之再次来访，带来一个旧笔记本。“这是我父亲1962年的工作笔记，里面有他当年私下调查的记录。”
笔记本中记载，沈云帆在1957年曾试图通过关系打听林致远的下落，得到的信息是：“林在某休养所，生活尚可，但不得与外界自由联系。1960年后情况不明。”
更关键的是，笔记中提到一个名字：王守仁，原张掖某休养所的医务室工作人员，1962年退休后回到兰州。
“如果这位王守仁先生还健在，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苏文心计算着。
“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试试。”林青崖已经买好了第二天飞往兰州的机票。
六月的清晨，红城机场候机厅里，林青崖和苏文心检查着随身行李：笔记本电脑、相机、录音设备、档案复印件，还有那封1955年的信和照片。
“紧张吗？”苏文心问。
林青崖点点头，又摇摇头：“更像是一种...使命感。七十年前，曾祖父向西而去，不是流放，而是一种选择。现在，我沿着他的足迹向西，是为了理解那个选择。”
飞机冲上云霄，红城的轮廓在舷窗外逐渐缩小，最终消失在云层之下。林青崖靠窗坐着，手中握着那枚怀表——它一直在走动，像一颗穿越时间的心脏。
抵达兰州已是中午。这座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在六月阳光中显得干燥而明亮。他们没有停留，直接转乘高铁前往张掖。
河西走廊的景色在车窗外展开：无尽的戈壁、偶尔出现的绿洲、远处连绵的祁连山雪峰。这片土地见证过丝绸之路的繁华，也承载着无数个人的悲欢离合。林青崖望着窗外，想象着曾祖父当年看到的景象——也许是一样的戈壁，一样的远山，只是交通工具不同，心境更不同。
下午四点，高铁抵达张掖。这座以丹霞地貌闻名的城市在夕阳中呈现出温暖的金红色。他们在老城区的一家客栈住下，客栈老板是个热情的中年人，听说他们是来做历史研究的，主动提供帮助。
“干部休养所？老张掖人可能知道，”老板思索着，“不过那个地方早就没了。我听说后来改建成疗养院，再后来疗养院也关了，现在那片地可能都开发了。”
第二天一早，他们前往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听说他们的来意后，面露难色：“1950年代的休养所档案...属于特殊时期材料，查阅需要特别审批。”
“大概需要多久？”
“至少一周，而且不一定能批下来。”
时间紧迫，林青崖决定双管齐下：苏文心留在张掖继续申请查阅档案，她则按照沈慎之提供的线索，前往兰州寻找王守仁。
回到兰州后，林青崖通过公安系统的朋友（也是历史爱好者）查询，得知王守仁确实还健在，已经九十三岁，住在兰州某养老院。
“老人家身体不太好，听力差，记忆力也衰退了，”朋友提醒，“不一定能提供有用信息。”
“我还是想试试。”
养老院位于黄河北岸，环境清幽。王守仁老人坐在轮椅里，在院子里晒太阳。护工介绍后，老人眯起眼睛打量林青崖，用浓重的西北口音问：“你找谁？”
林青崖蹲下身，提高声音：“王爷爷，我想问问1950年代张掖干部休养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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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沉默片刻，缓缓点头：“休养所...我在那里工作过，十年。”
“您记得那里住过一位叫林致远的先生吗？南方人，知识分子，1950年左右被安置过去的。”
王守仁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林...林先生？戴眼镜，说话温和，喜欢看书？”
“对！就是他！”林青崖的心跳加速。
老人慢慢回忆：“林先生...是个好人。从不抱怨，每天看书、写字。有时候帮所里做点文字工作...他字写得好。”
“他在那里住了多久？”
“我1953年调到休养所工作时，他已经在那边了。住了...很多年。后来我1962年退休时，他还在。”
“那之后呢？您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王守仁摇摇头：“我退休就回兰州了。听说...听说1966年后，休养所解散了，里面的人有的转走，有的...不知道了。”
林青崖感到一阵失望，但还是继续问：“休养所具体在张掖什么地方？现在还能找到遗址吗？”
“城外，往祁连山方向，靠近石岗墩。以前有个农场，休养所就在农场旁边。现在...可能都变了。”
石岗墩——林青崖记下这个名字。
“还有件事，”王守仁忽然想起什么，“林先生有个习惯，每年春天，会在院子里种一棵树。他说...说每棵树都是个念想。”
“他种了什么树？”
“白杨。他说白杨能在戈壁里活下来，像人一样坚强。”
离开养老院时，林青崖心情复杂。她得到了一些信息，但最关键的部分——林致远最终的去向——依然是个谜。1966年，休养所解散，那时林致远已经六十七岁。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在动荡年代会被转移到哪里？
当天晚上，苏文心从张掖打来电话：“档案申请被驳回了，说涉及个人**。但我找到了石岗墩那个地方，问了一些老居民。”
“有什么发现？”
“休养所遗址确实还在，但已经荒废多年。附近的老人说，那里1967年后就没人住了，房子渐渐倒塌。不过...”苏文心顿了顿，“有人说，休养所解散后，有些年纪大、没地方去的人，被转移到了附近的一个农场，叫‘红星农场’。”
红星农场——这个名字让林青崖想起了信封上的“红星街37号”。
“我查了一下，红星农场在酒泉和金塔之间，靠近内蒙古边境，现在已经废弃了。当地人说，那个农场1960年代到1970年代确实接收过一些‘特殊人员’，后来1980年代初解散。”
“我们明天去那里。”林青崖立即决定。
又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从兰州到酒泉，再从酒泉到那个偏僻的农场旧址。六月的河西走廊，白天酷热，夜晚凉爽。一路上，林青崖看到许多防风林——正是王守仁说的白杨树，笔直地立在戈壁边缘，像一列列沉默的士兵。
红星农场的遗址比想象中更荒凉。几排土房已经大半坍塌，院子里长满骆驼刺和芨芨草。远处的祁连山在热浪中微微颤动，天空蓝得刺眼。
林青崖和苏文心在废墟中仔细寻找。大多数房屋已空无一物，只有风吹过时的呜咽声。在一间相对完好的土房里，他们发现了一些痕迹：墙上有模糊的粉笔字迹，似乎是诗词摘抄；角落里有一个简陋的书架，已经倒塌；最令人惊讶的是，在屋后的小院子里，有一棵枯死的白杨树。
“这棵树...”林青崖抚摸树干，树皮粗糙，树干有碗口粗，如果还活着，应该有三四十年的树龄了。
她在树根周围仔细查看，发现树下有一块石板。掀开石板，下面是一个小坑，里面是一个铁皮盒子，已经锈迹斑斑。
盒子没有上锁，里面是一叠用塑料布包裹的纸张。最上面是一张发黄的信纸，上面是林致远熟悉的笔迹：
“1978年秋。
农场将散，吾辈老矣，不知归处。
在此二十八年，戈壁风沙未改容颜，然世事变幻，恍如隔世。
所种白杨已成林，可防风沙，可荫后人，足矣。
若有后来者见此，请知：林致远一生，无愧于心。
新梦未竟，然星火已传。
勿念。”
下面还有几页纸，是林致远在农场期间写的诗歌和随笔片段，字迹从工整到潦草，记录着时间的流逝。最后一篇写于1981年，只有一句话：
“今日得通知，可返故里。然故里何在？亲安在？”
1981年——那是改革开放后，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开始解决的年代。
“他1981年获得了返回许可，”苏文心轻声说，“但他没有回红城。”
林青崖继续翻找，在盒子底部找到一张1982年的汇款单复印件，收款人是“红城市社会福利院”，汇款人署名“林致远”，地址是“甘肃省酒泉市...”。
“他还在酒泉，至少1982年还在，”林青崖的声音有些颤抖，“而且他在给红城的社会福利院汇款...他在帮助别人。”
夕阳西下，将废墟染成金红色。风从戈壁吹来，带着沙土的气息。那棵枯死的白杨树在风中发出细微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漫长的故事。
林青崖站在树下，闭上眼睛。她仿佛看到曾祖父在这里的身影：一个清瘦的老人，在戈壁边缘种下白杨，在土屋里读书写字，在漫长的夜晚望着星空，思考着七十年前那个春天做出的选择。
他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承担，选择了在边缘处守护他认为重要的东西——档案、真相、他人的安全。而他自己的故事，却被埋藏在这片戈壁的风沙中，一埋就是半个世纪。
但正如他所说：白杨已成林，可防风沙，可荫后人。
星火已传。
林青崖睁开眼睛，目光坚定。她将铁盒里的材料小心收好，向那棵枯死的白杨树深深鞠了一躬。
“曾祖父，”她轻声说，“我找到您了。现在，我要带您的故事回家。”
向西的列车将再次启动，但这一次，是回家的方向。带着一个被埋藏的故事，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等待了太久太久的答案。
戈壁的风还在吹，祁连山的雪峰在夕阳中闪耀。而历史的追寻者，已经找到了她要找的东西——不是简单的答案，而是一份沉重的理解，一份跨越时间的敬意，以及一个需要被讲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