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一大家子人聚在奶奶家，屋里屋外都是热腾腾的烟火气。
大人们围坐着，桌上堆满瓜子花生和糖果，谈天说地，笑声不断；
我和弟弟则穿梭其间，口袋里塞满好吃的，感受着一年里最松弛、最富足的几天。
最让人心跳加速的，是收压岁钱的时刻。
奶奶把我和弟弟叫到跟前，笑眯眯地各塞了一张崭新的百元钞票。
一百块！
在我们心里简直是天文数字般的巨款。
同村的小伙伴，有的早就没有压岁钱可拿了，有的奶奶也只给五块、十块。
听说我们拿到一百，他们眼睛都瞪圆了，羡慕得不得了。
小姑和三婶各给了五十，二婶也塞了二十。
我和弟弟怀揣着这突如其来的“财富”，心里像揣了只扑腾的兔子，对视一眼，便默契地朝着村里唯一的小卖部飞奔而去。
大大泡泡糖，买十个，嚼到腮帮子发酸也不停；
干脆面，撕开袋子边走边吃，调料粉沾了满手，舌尖上是单纯的咸香与满足。
那种手握“巨款”、随心所欲挑选零食的快乐，在那个年纪，就是最高规格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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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二，照例是我们这群同学相聚的日子。
还没见人影，就听见一阵由远及近、清脆又熟悉的“嘀铃铃”自行车铃声。
老乔、老袁、乔青、徐泽、杜鹃……
他们一个个骑车赶到，在我家门口刹住车，单脚支地，脸上是被冷风吹出的红晕和久别重逢的笑。
“走啊！”
不知谁喊了一声。
我们便呼啦啦地涌上村道，自行车骑成歪歪扭扭的一排，你追我赶，笑声像一串串铃铛，撒在冬日空旷的田野和灰白的天空下。
路上又汇合了二猴、徐满乐，还加上了瑞婷——她是我们村的外甥女，也是同学。
嬉闹声、车铃声、呼喊声混在一起，一支由少年人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就这样热热闹闹地朝着老袁家骑去。
老袁家饭店地方宽敞。我们打了一会儿扑克，玩累了，就围坐在大大的圆桌旁。
不知怎的，热闹渐渐安静下来。
炉子里的火静静烧着，窗外是过年后特有的、带着鞭炮余烬味的冷清。
徐泽捏着一颗瓜子，在桌上划来划去，忽然开口：“开春……我就不念书了。”
大家都看向他。
“我爸做白灰生意，一个人忙不过来。”
他声音平平的，听不出太多情绪，“咱这儿挨山近，去年就开始开采了。”
“我得去给他当帮手。”
“也挺好。”
我听见自己干巴巴地说了一句。
“老乔，你呢？”老袁问。
老乔挠了挠头：“我虚岁都十七了，念书也念不进去。”
我爸给我找了左旗水泥厂的活儿，户口本上给改大了一岁。
“初六……就去上班了。”
“羡慕了！”杜鹃插了一句，语气有点复杂，说不清是真的羡慕还是别的。
“羡慕吧！”二猴闷声说，“我过了年就去跟师傅学木工了。”
“咱也不是读书的料，我都十八了。”
话题一旦撕开这个口子，气氛就变得有些不同。
刚才那些关于鞭炮、春晚、家里年糕的嬉笑，忽然就显得很远，很轻。
我们这群人，曾经在同一个教室听着同样的课，骑着车在同样的土路上追风。
可这个年关，像一道无声的分水岭，开始把清晰的、粗糙的、现实的路，一条条摆到每个人面前。
徐泽要去面对山石与粉尘，老乔要走进机器的轰鸣，二猴的手即将握住刨子和锯子。
而我们剩下的几个——我、乔青、杜鹃、瑞霞、徐满乐、瑞婷——彼此看了一眼，那眼神里都有迷茫……
“我们几个……就混完初中再说吧。”
徐满乐最后总结似的说了一句，带着点自我解嘲。
炉火“噼啪”轻响了一声。窗外的天色，在不知不觉中暗了下来。
我们仍坐在一起，却仿佛已经能看见，几条不同的岔路，正从脚下缓缓延伸出去，通向各自再难交汇的远方。
天黑了，我们各自推着自行车回家。
车铃依然在响，却好像没有来时那么清脆欢快了。
暮色苍茫，那些背影在土路上渐行渐远，终于模糊成冬日黄昏里一片黯淡的影子。
我知道，有些东西，就像这个年一样，热闹过后，终究是要散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