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娃僵在座位上，浑身冰冷，心底的委屈，心底的疼痛，心底的焦虑，心底的绝望，像潮水一样，一点点将他淹没。他死死地咬着牙关，任由冷汗滑落，任由疼痛啃噬，那双平日里满是坚毅的眼睛，此刻却只剩下深深的疲惫和无尽的茫然。
不知道过了多久，曹响看了看在座的众人，脸上依旧是那副冰冷苛刻的神情。他猛地抬起手，大手一挥，没好气地大声嘶吼说：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话音落下，他没有再多看众人一眼，没有再多说一个字，转身就走，离开了会场。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咚咚”的声响，一步步走出会议室，那扇沉重的木门，被他“砰”的一声关上，震得墙壁都微微发麻。
他扬长而去，硬生生把一群满心焦灼、满心委屈、满心茫然的中层领导，全都晾在了冰冷的会议室里。
一秒，两秒，三秒……足足沉默了十几秒钟，在座的领导们，才渐渐醒过神来。大家没有离开会场，却在座位上纷纷的议论起来：
“唉！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老产品停工，新产品没影子，工人可咋办呀？”
“产品积压，要钱没有，还要清欠三角债，这简直是……”
“曹厂长，今天怎么这么大火气呀？山娃厂长和梁厂长也是没办法，他们的病，谁不知道啊……”
“嘘！小声点，别被赵厂长听见了……”
议论声，叹息声，抱怨声，一点点在会议室里蔓延开来。大家三三两两的起身，一边议论着，一边摇着头，一脸无奈地走出了会议室。
有人经过山娃身边时，悄悄拍了拍他的肩膀，想说些什么，却最终只是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默默离开了。
会议室里，渐渐变得空旷起来。最后，只剩下山娃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座位上。他依旧保持着刚才的姿势，脊背挺直，双手握着钢笔，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会议的内容，可他的目光，却空洞地落在了桌面上，一动不动。
右腹部的胆结石，还在隐隐作痛，那疼痛，绵长而钻心，从来没有停止过。额头的冷汗，已经浸湿了整个鬓角，衬衫的领口，早已被冷汗浸透，贴在皮肤上，冰冷刺骨。
他缓缓地抬起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指尖冰凉，浑身都在微微颤抖。
许久之后，他才缓缓地站起身，双腿有些发软，身体有些摇晃。他攥着那个写满字迹的笔记本，拖着沉重的脚步，拖着被胆结石折磨的身躯，拖着满心的委屈、焦虑和绝望，一步步，缓缓地走出了会议室。
窗外的斜阳，依旧懒洋洋地洒在厂区的水泥地上，依旧洒在那些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凉鞋上。车间里的机器轰鸣声，依旧震耳欲聋，工人们依旧在埋头赶工，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拼命赶工的这些凉鞋，很快就要全面停工；他们还不知道，塑料厂，已经走到了绝境的边缘；他们更不知道，自己下个月的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手。
山娃走出办公楼，迎着冬日的斜阳，迎着刺骨的寒风，缓缓地走着。那斜阳，温暖而柔和，却照不进他冰冷的心底；那寒风，刺骨而凛冽，却不及他心底的那份寒凉。
1992年11月17日，这一天，注定是赵山娃这辈子，最难忘的日子之一。这一天，他听到了，曹厂长终于说出了他所预料的危机形势，听到了工厂绝境的哀嚎，也听到了来自顶头上司，最冰冷、最苛刻的指责。
这一天，他的身体，被胆结石的疼痛反复啃噬；他的心底，被绝望和委屈，牢牢困住。他知道，从这一刻起，塑料厂的寒冬和危机，真的来了。
而他自己的寒冬和危机，也来了！
山娃从会议室出来时，天色已经有些发灰。冬日的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他却只觉得心里更冷。他坐在办公室里，摸出一根烟，点着火，一边抽着烟，一边静静地等待曹厂长来找他。
可是走进来的刘宇浩却说，曹厂长开完会，就让佟百优开着桑塔纳轿车，他坐车出去了，究竟去干啥了？他也不知道。
山娃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很不是滋味，他认为曹厂长开完会，怎么也应该过来和自己见个面，他也好把自己带病坚持上班的委屈和苦衷，向曹厂长解释清楚，消除他的误解，还想和他汇报一下：陈老总给他打电话、侯局长找他单独承包服装厂的事情。
他想与他再商量一下，听听他的意见和想法，毕竟在一起朝夕相处好几年，也是他一直最尊敬的老大哥。可是没想到，曹响就像有了外遇的小三，把他相伴、最信任和器重的自己冷落在一旁，置之不理，扬长而去，他鼻子一酸，眼泪忍不住又涌了出来……
他无奈地、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抹了一把泪水，把半截烟，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晚上还没有下班，他就提前告退了，手里捏着那辆老旧自行车的车把，像捏着一根救命稻草。
车链子吱呀作响，车轮碾过厂区门口那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每一下颠簸，都像在他心口上重重碾过。
会议上的情景，像放电影一样，在他脑海里一遍遍地回放。。。
“山娃副厂长！”曹厂长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
“要是身体有病，就老老实实休病假，休病假，停发工资，不发一分钱。”
“身为厂级领导，承包集团成员，要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这四个字，像四块冷冰冰的石头，一块块砸在他的心上。
他明明是拖着病身子，还在坚持上班，胆结石发作时疼得额头直冒冷汗，咬着牙把会议开完，把文件签完。他以为，自己起码能换来一句理解，一句肯定，自己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结果等来的，却是在中层以上领导会上，被指名道姓地批评，被当众羞辱。
委屈和难过，像堵在胸口的一块大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越想越难受，鼻子一酸，眼泪终于又忍不住，从那双因为长期熬夜、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滚落下来。
泪水顺着他消瘦的脸颊往下淌，很快就模糊了视线。前面的路变得一片朦胧，他只能凭着感觉往前骑行。自行车摇摇晃晃，像一片在风浪中挣扎的树叶，几次差点撞到路边的树上。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骑回家的，只记得拐进家属院那条熟悉的胡同，只记得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
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直接一头扎进卧室，重重地躺在床上，蜷缩起身子，背对着门口。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往外涌，很快就把枕巾浸湿了一大片。
许久，屋外传来钥匙开门的声音，是妻子荣荣下班回来了。
“山娃？”她一边换鞋，一边习惯性地喊了一声。屋里没有回应。刘荣荣心里一紧，快步走进卧室，一眼就看见山娃的身体，蜷缩在床上，肩膀微微耸动，像是在压抑着什么。她走近一看，才发现他在偷偷抹眼泪。
“你这是咋的了？”妻子荣荣吓了一跳，连忙坐到床边，伸手去摸他的额头，喃喃的柔声问：
“怎么哭起来了？是不是胆结石又嵌顿了？是不是疼得受不啊？咱们赶紧去医院吧！”
山娃摆了摆手，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好一会儿才吃力地坐起来。他的眼睛通红，脸上还挂着没来得及擦干的泪痕。
“不是不是！”他声音沙哑，哽咽地解释道：
“不是因为身体有病而哭。”
“那是为啥？”荣荣更着急了，焦急地追问道：
“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呀，急死我了！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山娃本不想，把工作上的事告诉她。他知道，荣荣性子直，心眼小，又护短，一听这些事，肯定要着急上火。再说，领导之间的那些弯弯绕，那些纷争，怕她听了也只会跟着担心。
可今天，他实在是憋得太难受了。那种被误解、被抛弃的感觉，像一把钝刀子，在他心口一点点地割着，心在流血。
无奈，他深吸了一口气，把下午开会时，所发生的事情，断断续续地说了出来：
“今天下午，曹厂长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层以上领导会议。”他向妻子说着，苦笑着摇了摇头，接着哽咽地说：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让我要么休病假，停发工资，要么就坚持正常上班。还说我身为厂级领导，不以身作则。”
山娃的声音开始发颤，抽泣的继续说：
“他连问都没问一句，我这病到底现在咋样了？也不问我，他出差的这段时间，是怎么扛过来的？我真是拼命的带病在坚持工作呀。”他说着，顿了顿，下一秒，又说：
“结果呢？”他自嘲地笑了一下，抹了把眼泪道：
“结果在大会上，被他一顿指责。最让我伤心难过的是，让我休病假，停发工资。”
刘荣荣越听，脸色越沉。等他说完，她猛地一拍床沿，怒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曹厂长原来对你不是挺好的吗？”她疑惑不解的说着，瞪大了眼睛，愤愤地说：
“现在怎么这样一反常态啦？这里面是不是有啥误会？你带病工作，操心费力的，厂里谁看不见？他怎么反而还让你休病假，停发工资？这不是明摆着撵你走吗？”
她越说越激动，气囊囊地继续说：
“停发工资？那咱们吃什么？喝什么？日子可怎么过呢？这不是把咱们往绝路上逼吗？现在塑料厂好过点了，觉得用不着你了，就像抹布一样，用完了就扔了？”
“那你还咋跟他一起干了？”刘荣荣反问着，咬了咬牙，愤恨地说：
“惹不起，咱们躲得起！大不了，咱们不在这破厂干了！”
山娃沉默了。想想妻子荣荣的话，句句都戳在他心上。他知道，她说的不是气话，而是实话。
塑料厂这几年，他跟着曹厂长一起折腾，搞承包，找资金，跑项目，拉贷款，没日没夜地干。厂子好不容易有点起色了，他这个“得力的干将”，如今却成了多余的人。
“那我只能被逼着去单独承包服装厂了。”过了半晌，他犹犹豫豫地终于开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又补充说：
“虽然是个烂摊子，可县里领导给了很大的优惠政策。侯局长受陈老总的委托，亲自找我谈了，只要不亏损，保证工人有活干，有饭吃，能发工资就行。”
他想起那天晚上，何主任和他分析说的话：
“这是你唯一的出路。有风险，也有机会，就看你敢不敢赌一把。”
“风险与机遇同在，不妨赌一把。”山娃喃喃地重复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