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停了，天刚亮，我坐在灯下翻看红卡申请表。纸上的字歪歪扭扭，但每一张都写着名字和地块编号。老周说南坳那片新沟存住了水，我没急着回话，只把最后一张表格归进竹筒里。
第二天一早，我把老周和李商人叫到农坊议事厅。桌上铺着五村的地图，炭条圈出的点还没擦掉。
“我们教他们种地，也该教他们别的。”我说，“我想在柳沟村办个田间学堂。”
老周抬头看我。李商人没说话，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就用村里那个空仓房。”我继续说，“每周两个下午开课，谁都能来。不光讲怎么下种、防虫，也教认字、算账、看天气。”
老周皱眉。“这和种地有啥关系？”
“有。”我说，“签契券要认字，算收成要会加减，知道哪天要下雨才能抢收。这些事做不好，再好的种子也白搭。”
李商人点头。“倒是实在。”
“你愿出钱买黑板和粉笔吗？”我看着他。
他笑了一声。“这点钱我还拿得出来。”
当天我们就动了工。我不等别人动手，自己先拎着扫帚进了仓房。屋顶漏了几处光，地上堆着旧麻袋和碎木头。我一件件往外搬，衣服沾了灰也不管。老周见状，默默接过我手里的筐，运到院外。李商人下午带人送来两块大木板，刷上墨漆当黑板，又放了一盒粉笔在桌上。
第三日，仓房清出来了。四面墙刷了石灰，三张长桌摆成排，角落放了个小炉子，能烧热水。
我让老周去通知已报红卡的七户人家，请他们写一张纸条——最想让孩子学会的一件事。
纸条收上来那天，我贴在墙上。有的写“认数字”，有的写“看懂单据”，还有写“别被人骗了斤两”。
我把这些话抄进本子，定了第一期课程：周三讲节气与天气变化，周五教基础记账法。
公告贴出去后，我在学堂门口立了块小木牌，用炭条写着当天要讲的内容。第一天下午，来了六个人。有两个是孩子，跟着爹娘来的。我站在黑板前，写下“春分”两个字，教他们怎么看出土时间。有个小男孩举手问：“要是不会写字，能画个记号吗？”我说能，当场就在旁边画了个三角代表早播田。
课后，每人领了一份讲义复印件。我告诉他们，来听三次课，送一小包高产菜籽；带孩子来的，每月多一次免费问诊。
过了两天，李商人来找我。“王记粮铺那边听说我们在办学堂，也说要送书下乡。”他说，“不过听说是印了些老历书，发完就走。”
我放下笔。“他们发的是纸，我们教的是人。”
“那你打算怎么办？跟他们比谁发得多？”
“不。”我说，“我们接着做下一件。”
我调出系统里的数据，查了五村的雨水走向和土壤情况。春汛快到了，南坳一带的地坡度大，去年就有几块田被冲垮过。我打印出一份《水文风险图》，标出容易出问题的地方，送到各村的公告栏贴上。
第二天，我和李商人一起提出“绿篱计划”。凡愿意参加护坡植树的农户，每出一人，记一分生态积分。积够三分，可换一次黄卡服务，或者新品试种优先权。
我们带头在河岸栽树。苗是耐湿的灌木，根系深，能固土。老周带着几个骨干挖坑，我一个个扶正树苗。李商人让人做了小木牌，写上名字和日期，挂在枝上。
轮到一个孩子挂牌时，他抓着笔想了好久，最后歪歪地写下“顾承安”，又添一句“长大要管十亩田”。周围人都笑了。
起初响应的人不多。有人站在远处看，不说好也不说坏。但我们每天照常去学堂讲课，照常在河边补苗。学堂门口的课程表从没断过，谁来都给讲义，走时还能带走一份。
半个月后的周五下午，我正在讲怎么用斗和升算粮价，门口传来脚步声。一个老头牵着孙子进来，站到后排。课讲完，他没走，低声对我说：“俺娃昨儿指着云彩说‘要变天了’……这学问，真有用。”
他留下两张纸条，一张是孩子的，写着“想学算数”；一张是他自己的，求下一节讲怎么分辨假契书。
当晚，老周来报，柳沟村报名人数翻了一倍。南坳那边也有三户主动来问积分的事。
第二天傍晚，我还在学堂。几个孩子围坐着，我教他们念节气歌。晚风从门缝吹进来，外面新栽的树苗轻轻晃动。一个小女孩突然跑进来，手里举着半湿的纸册。
“这是今天没人拿走的讲义。”她说，“我晒干了，还用针线订好了。”
我把册子接过来。封面上一行小字，看得出是孩子写的：“云老师讲的，我都记住了。”
老周和李商人走出村口时，天已经暗了。我听见他们在路上说话。
“下周轮到我讲灌溉计算。”
“那我准备些奖品，鼓励勤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