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初秋，萧瑟的秋风卷着落叶，掠过华北平原的一片荒草地。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曾经肆虐的战火渐渐平息，可这片土地上的伤痕，却远未愈合。荒草地深处，一座简陋的窝棚前，坐着一个断了左腿的男人，他叫孙大柱，是当年日军战俘营里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窝棚的墙壁用泥土和茅草糊成，四处漏风，里面只有一张破旧的木板床，铺着干草。孙大柱穿着一身打满补丁的粗布衣裳，怀里抱着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碗里盛着半瓢稀粥。他的左腿膝盖以下空荡荡的，裤管被胡乱地塞在残肢上，每当秋风刮过，残肢上的伤疤就会隐隐作痛，那是日军手榴弹实验留下的烙印，也是刻在他骨血里的仇恨。
孙大柱原本是冀中军区的一名八路军战士，1943年的夏天，他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因为掩护战友撤退，被日军的炮弹炸伤了右腿，昏迷后被俘。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牢房里，身边躺着二十多个和他一样的战俘，有八路军战士，有游击队队员，还有几个给八路军送过粮食的平民。
从被俘的那天起，酷刑和饥饿就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日军士兵每天只给他们一碗发了霉的稀粥，稍有不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审讯室里的惨叫声，日夜不绝，烙铁的焦糊味，总能飘进牢房，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孙大柱永远忘不了，隔壁牢房的一个年轻战士，因为不肯说出游击队的据点，被日军用竹签钉穿了十指，最后又被活活打死，尸体被扔到荒郊野外，喂了野狗。
半个月后，孙大柱和其他三十多个战俘，被押送到了日军的野战训练营。当他看到那些被捆绑在一起的同胞，看到日军士兵手里的手榴弹时，他就知道，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即将开始。
那天的太阳格外毒辣，晒得人头皮发麻。孙大柱和一个名叫老周的平民被绑在了一起。老周是个五十多岁的庄稼汉，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神里却透着一股庄稼人特有的倔强。他看着孙大柱，叹了口气说：“小伙子，俺这辈子没干过啥大事，就给八路军送过两袋小米，不后悔。”
孙大柱紧紧握住老周的手，点了点头：“周大爷，咱今天就算是为国捐躯，值了！”
日军新兵们排着队，一个个走上前去，将手榴弹扔向被捆绑的战俘。爆炸声接连不断，火光冲天，弹片飞溅。孙大柱身边的老周，被一枚手榴弹炸中了胸膛，当场就没了气息。巨大的冲击波将孙大柱掀翻在地，一块弹片划破了他的左腿，鲜血汩汩地往外流。
他以为自己死定了，可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八路军的援兵到了。日军士兵们吓得魂飞魄散，仓皇逃窜，根本顾不上清理战场。孙大柱躺在死人堆里，昏死过去。等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八路军的临时医院里，左腿因为伤势过重，已经被截肢了。
这些年，孙大柱靠着政府的救济和乡亲们的帮衬，勉强活了下来。他没有离开这片土地，因为这里埋着他的战友，埋着他的仇恨。
这天上午，窝棚外来了几个穿着军装的人，他们是八路军的战地记者，专门来收集日军的罪证，为战后的审判做准备。领头的记者看到孙大柱，连忙走上前，敬了个军礼，声音温和地说：“同志，我们是八路军战地记者团的，想请你讲讲当年战俘营里的事。”
孙大柱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他放下手里的粗瓷碗，慢慢从木板床上挪下来，坐在窝棚前的石头上。秋风卷起他的衣角，露出了那条空荡荡的裤管。他看着眼前的记者，嘴唇颤抖着，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
“俺叫孙大柱，是冀中军区三团二营的战士……”
孙大柱的声音沙哑而低沉，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一样。他从被俘的那天说起，说到日军的酷刑，说到审讯室里的惨叫，说到手榴弹实验场上的屠杀。他的声音越来越哽咽，眼里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淌。
“俺忘不了啊，忘不了老周大爷被炸得血肉模糊的样子，忘不了小石头被日军刺刀刺穿后背时，还咬着鬼子的喉咙……”孙大柱捶打着自己的残肢，声音凄厉，“他们把我们当成活靶，当成实验品！他们用刺刀刺我们的胸膛，用手榴弹炸我们的身体！他们不是人，是畜生！是披着人皮的豺狼！”
记者们拿着纸笔，一边听，一边飞快地记录着。他们的手在颤抖，眼里满是泪水。他们知道，孙大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血写的证言，都是日军暴行的铁证。
孙大柱说着说着，突然从怀里掏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红布，里面是一枚锈迹斑斑的八路军徽章，还有一块沾着血迹的弹片。
“这枚徽章，是俺被俘前，连长给俺的。这弹片，是从俺腿上取出来的。”孙大柱抚摸着徽章和弹片，声音哽咽，“俺把它们藏在怀里，藏了这么多年。俺就是想等着这一天，等着小鬼子投降，等着有人来听俺说这些事！等着让全世界都知道，小鬼子在中国犯下了多大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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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接过红布包，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那枚徽章和弹片，沉甸甸的，像是有千斤重。
“同志，你放心。”领头的记者看着孙大柱，眼神坚定，“我们一定会把这些罪证整理好，送到国际法庭上。我们一定会让那些战犯，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一定会让死去的同胞，安息九泉！”
孙大柱点了点头，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他看着远方的天空，嘴里喃喃地说：“连长，老周大爷，小石头……你们看到了吗？小鬼子投降了！你们的仇，快要报了！”
秋风卷着落叶，掠过荒草地。远处的山岗上，一座座坟茔静静地躺着，那是当年战俘营里死去的同胞的坟墓。坟茔上的野草，在风中轻轻摇曳，像是在诉说着那段血色的历史。
孙大柱的证言，被记者们整理成了文字，送到了国际军事法庭。和他的证言一起送过去的，还有无数幸存者的控诉，无数日军暴行的铁证——潘家峪的焦土，战俘营的血痕，毒气弹的残壳，三光政策下的千里无人区……
这些铁证，像一把把尖刀，刺穿了日军妄图掩盖罪行的谎言。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在铁证面前，无从抵赖，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1946年的春天，孙大柱拄着拐杖，来到了山岗上的坟茔前。他将那枚锈迹斑斑的八路军徽章，埋在了连长的坟前。他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响头，声音沙哑却坚定：“连长，俺替你看到了胜利的那天。俺替你看到了小鬼子受到惩罚的那天。你放心，俺会好好活着，俺会把这些事，讲给俺的子孙后代听。俺会让他们记住，那段血色的历史，那段民族的苦难。”
春风拂过山岗，吹绿了野草，吹醒了沉睡的土地。孙大柱拄着拐杖，站在坟茔前，望着远方。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神里却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坚定。
他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但记忆永远不会结束。那些逝去的亡魂，那些血染的土地，那些不屈的抗争，都将永远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里，警示着后人：
和平来之不易，勿忘国耻，吾辈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