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六年的春天，来得迟疑而阴郁。紫禁城内的冰雪尚未完全消融，墙角背阴处还残留着去岁的寒意，而一种比倒春寒更刺骨的冰冷，正随着几份被加急送入养心殿的密报，悄然渗透进宫墙的每一道缝隙。
汪若澜近来总觉得心神不宁。皇帝已有数日未曾驾临长春宫，连怡亲王入宫奏对的次数都明显减少，养心殿方向日夜灯火通明，气氛压抑得如同暴风雨前的死寂。她偶尔向苏培盛旁敲侧击，那位素来口风甚紧的大总管也只是含糊其辞，眉宇间却难掩一丝前所未有的凝重。
这日午后，她正督促弘曕练习大字，含锦脚步匆匆地从外面进来，脸色煞白，连行礼都忘了，径直凑到她耳边，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娘娘……出、出大事了！外面……外面有个叫曾静的狂徒，写了……写了逆书，派人去策反岳钟琪将军，书里头……里头把皇上……骂得……骂得……”
含锦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那“逆书”的内容，急得眼圈都红了。
汪若澜的心猛地一沉。她放下手中的字帖，示意乳母将弘曕带下去，压低声音：“骂了什么？慢慢说，说清楚！”
含锦深吸一口气，几乎是咬着牙，用气声道：“那逆书里……罗列了皇上的……十大罪状！说皇上……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简直……简直把皇上说成了古往今来第一暴君！还……还说是岳将军乃岳飞之后，当起来推翻……推翻我大清……”
“轰——”的一声，汪若澜只觉得脑海中一片空白，血液仿佛瞬间冻结。
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这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精准无比地刺向雍正帝位合法性最脆弱、也最不容触碰的神经！尤其是“弑兄屠弟”，直指刚刚过去不久的“阿其那”、“塞思黑”事件，这是要将皇帝钉在“残害骨肉”的耻辱柱上！
她浑身冰凉，几乎能想象出雍正看到这份“逆书”时，会是何等的暴怒！这已不是普通的“妄议朝政”，这是最恶毒的人身攻击，是对皇权最**的挑战与否定！远比年羹尧的骄纵、隆科多的僭越，更加触及帝王的逆鳞！
果然，当日晚间，养心殿方向传来一声清晰的、瓷器被狠狠掼碎在地的巨响，紧接着是皇帝那如同受伤猛兽般的、压抑到极致的咆哮声，即使相隔甚远，也隐隐可闻。整个紫禁城，仿佛都在那一刻颤抖了一下。
接下来的日子，汪若澜真正见识到了什么是“天子之怒”。雍正几乎是不眠不休，亲自审讯涉案人犯，朱笔批示的谕旨一道紧似一道，措辞之严厉，前所未有。他不再仅仅是将曾静视为一个“狂悖逆贼”，而是将其背后的思想根源——明清之际思想家吕留良的“华夷之辨”学说——定性为毒害人心的“邪说”，决心彻底清算。
“……朕览逆书，不胜骇异！曾静犬吠狼嗥，诬蔑诋毁，至于此极！……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谤，极尽吠影吠声之能事……此等奸徒，若不严加惩创，何以申国法而正人心？……”
养心殿内，雍正对着跪伏在地的怡亲王、张廷玉等心腹重臣，声音嘶哑，眼中布满了血丝，那是一种被彻底激怒、誓要赶尽杀绝的疯狂。他不仅要曾静死，更要借此机会，将一切可能质疑清朝统治合法性、宣扬“夷夏之防”的思想言论，连根拔起，彻底焚毁！
一股冰冷的绝望，如同潮水般淹没了汪若澜。她知道，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曾静案，绝不会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案件。它将成为一场大规模、系统性“文字狱”的开端，一场以皇权意志强行扼杀“异端”思想的文化浩劫。从此以后，文人墨客，下笔皆需战战兢兢；字里行间，皆可能暗藏杀身之祸。“清风不识字”的悲剧，将不再是偶然，而是常态。
她想起自己书斋里那些尚未处理的、带着个人思绪的残稿；想起自己偶尔与皇帝谈论史籍时，那些可能被曲解的只言片语；甚至想起弘曕天真烂漫的童言稚语……在这张即将铺天盖地笼罩下来的巨网之下，任何一点“不合时宜”，都可能成为致命的破绽。
一种巨大的无力感，攥紧了她的心脏。她能看到风暴的形成，能看到那即将被卷入漩涡、碾为齑粉的无数生命与思想，她却什么也做不了。她不能劝，不能谏，甚至连一丝一毫的同情与不忍，都不能流露。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加彻底的沉默。
她命含锦将书斋再次彻底清理，所有带字的纸张，无论内容为何，只要不是官方刊印的经史典籍，全部焚毁，片纸不留。她约束长春宫上下宫人，严禁与外界议论任何与“逆书”、“吕留良”相关的话题，违者重处。她自己在面对雍正时，也更加谨小慎微，除了必要的请安和关于弘曕的禀报，几乎不再主动开口，更不敢再引经据典，唯恐哪一句话触动了皇帝那根高度敏感、充满杀机的神经。
养心殿的怒火还在持续燃烧，一道道严查吕留良着作、追缉其门人子弟的谕旨飞向全国各地。汪若澜站在长春宫的窗前，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仿佛能看到无形的文字枷锁，正随着这些谕旨，一道道加诸于天下读书人的颈项之上。
“静”——这个名字充满了讽刺。曾静的“静”，引发了帝国最喧嚣、最残酷的镇压。而汪若澜所能选择的，唯有更深、更彻底的“静默”。在这令人窒息的寂静中，她仿佛能听到文明被阉割、思想被扼杀的呜咽声，微弱，却绵长不绝。
她拢了拢衣襟，感觉这个春天，比任何一个寒冬都要寒冷。前路，似乎也随着这“静”的警示，变得更加黑暗与逼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