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我和妈妈回到了村里。
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院子里静悄悄的。
妈妈提着买来的肉和排骨，径直进了厨房，传来放东西的窸窣声。
奶奶正坐在屋檐下的小凳上拣豆子，看见我进来，手里的动作停了。
她的目光在我身上缓缓移动，最后低低叹了一句：“不像个小姑娘了。”
那叹息里没有责备，只有一种岁月沉淀下的怜惜。
进了屋，妈妈低声把来龙去脉又说了一遍。
奶奶听着，布满皱纹的脸上一片沉静。
爷爷在一旁“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听到最后，猛地磕了磕烟袋锅子，火星四溅。
“这是啥事呀！”他嗓门大，带着火气和焦躁，话冲着我妈，“就知道把孩子丢出去挣钱！挣钱！咋不知道提前跟孩子说道说道，打个预防针？现在弄出这档子事！”
他背着手在屋里急促地踱了两步，“不能要！都太小！胡闹！”说完，他重重地“哼”了一声，摔门出去了。
奶奶这才抬起眼，看了看眼圈发红的妈妈，又看了看我。
她放下手里根本无心再拣的豆子，向我招招手。
“哎……”她长叹一声，“来了听听人家咋说吧。”
她从未责怪过我，此刻，她拉过我的手，“孩子，你自己心里，到底想咋办？”
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回握住奶奶的手，鼻子一酸。
“我不知道，奶奶。”我哽咽着，“我就是难受，每天都吐，苦胆水都呕出来了……太难受了。”
奶奶用拇指抹了抹我的眼角。
“女人都要过这一关。”
“熬过去，慢慢就好了。”
她看着外面，“奶奶十九岁就生了你大姑。”
那时候，日子苦多了……倒也不是不行。
就看人家，是啥心意，有没有那个担当。
时间一点点挨近中午。
约莫十一点多，院墙外传来了汽车引擎声和隐约的人语。
奶奶和我对视一眼，她撑着膝盖慢慢站起来。
门外热闹起来。
邻居的议论声飘进来：“来了来了！”
“是霞子那对象家吧？”接着，是铁柱洪亮带笑的声音：“婶子、大娘们好！”
妈妈快步从厨房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深吸一口气，拉开了院门。
门外停着一辆绿色吉普。
铁柱打头，换了一身整齐的衣服。
他旁边是他的妈妈，穿着日常的深色蒙古袍，外面套着件薄外套，面容庄重。
稍后是赫成的爸爸，穿着普通的中山装。
驾驶位下来的大姐夫，一身笔挺的军装格外显眼。
他们手里提着东西。
铁柱妈妈和舅舅手里是红彤彤的礼盒——两瓶茅台，两条中华烟，两盒点心，还有两只装着砖茶的茶桶。
大姐夫也从后备箱提下装着糖果、奶食的袋子。
妈妈脸上挤出笑容：“来了，快请进！”她侧身让开。
铁柱一行人点头致意，迈步进了院子。
他们一进来，妈妈立刻反身，“哐当”一声，将两扇厚重的木门从里面闩上了。
院外的好奇张望被彻底隔绝。
屋里，爷爷也板着脸走了出来，站在奶奶身旁。
两家人，在这老屋里，因为一件重大而棘手的事情，正式地、面对面地站在了一起。
铁柱的妈妈上前一步，脸上带着谦和而郑重的笑容，用带着口音的汉语开口：“都在啊，阿姨，叔叔，我们……来了。”
屋里顿时显得有些拥挤，空气仿佛也沉重了几分。
门槛之内，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