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元旦就剩半个月了。
日子像被推着走，一天快过一天。
妈妈来看我的次数频繁了些，每次来，她话不多，只是默默打量这间逐渐被填满的屋子，目光最后总会落在我身上，眉头越蹙越紧，脸色也越来越沉。
那天下午，妈妈来后不久，就去给姐夫打了个电话。
傍晚时分，一辆小货车停在了门口。
妈妈指挥着工人往下搬东西——是一套崭新的淡紫色五门衣柜，还有一套看着就厚实喜庆的枣红色绒面沙发。
柜子在屋里靠墙摆好，沙发放在屋子中央，原本空荡的房间顿时被填满了大半，有了点“家”的模样。
铁柱的三姨听到动静走出来，脸上带着笑：“呀，亲家，这是你给孩子们的陪嫁？”
妈妈脸上浮起一丝淡淡的、有些勉强的笑容：“是啊。都这样了，孩子们的事……就的当回事。”
“我二姐还没从兴安盟回来呢，”三姨接话道。
像是在解释，“估计快了。
老家那边交通不发达，来回一趟不容易，可能耽搁了。
最近听说那边还下了雪！”
妈妈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只回了一句：“希望是。”
我顾不得琢磨大人话里那些复杂的意味，看着那套淡紫色的衣柜，开心极了。
颜色是我喜欢的，素净又有点梦幻。
我们又特意去扯了同色系的窗帘挂上。
屋里一下子变得协调起来，有种专属于新生活的、怯生生的明亮。
“谢谢妈妈！”我真心实意地说。
妈妈回头看了看我，目光在我腹部停留了一瞬，压低声音说：“勒紧点。也少吃点。”
“本来我也吃不了多少，每天吐。”我小声嘟囔。
妈妈没再多说，和姐夫坐车回去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看着从淡紫色窗帘滤进来的、变得柔和的光，再看看那静静立着的崭新柜子，心里有种不真实的喜悦。
要是再有一套相配的床品就好了。
说干就干。
他带着我去了五一市场，那里是婚庆用品一条街。
很快，我们挑中了一套淡粉色的四件套，被罩和枕套上带着一圈精巧的妃子边，铺开来，像一朵柔软的花。
就是它了。
组合柜子上面空荡荡的。“柱，柜子上面摆点什么好？”
“买套音响吧！”他想了想，“电视……等我妈回来买。电视钱多些。”
“行。”
上午去摊子上转了转。
我总觉得气氛不对，铁柱和大姐之间似乎又有些紧绷，低声用蒙语快速说着什么。
我问他，他摇头说“没有”。
“走，我们出去把洗衣机和音响买了。”
我们去了电器城。
一台双缸洗衣机，一套大的家用组合音箱，一共花了一千五百多。
钱是他从摊子上拿的。
两人把东西弄回家，虽然累，心里却有种一点点构筑自己小天地的满足感。
家，好像越来越有样子了。
又过了一周。
他妈妈还是没有回来。
我心里那点隐隐的不安，像水底的苔藓，慢慢蔓延开来。
我们不再等了，出去把结婚的衣服买好。
我还特意挑了件淡粉色的斗篷式大衣，宽宽大大的下摆，但愿能遮一遮。
肚子是真的瞒不住了。
最近，我明显感觉那层层的束缚越来越力不从心，紧绷的布料下，圆润的弧度顽强地显现出来。
连常来摊子上买东西的老顾客，都有人笑着打趣：“铁柱对象，最近是不是胖了？气色看着倒挺好。”
婚礼前五天，他妈妈终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她进了我们这小屋，里里外外看了一遍，目光在新家具上停留片刻，点点头：“布置得不错。”
铁柱用汉语，特意告诉她：“妈，这柜子和沙发，是霞子妈妈拉过来的。”
老太太愣了一下，沉默了好几秒，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些。
她抬眼，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屋里这些崭新的东西，最终，用她那生硬的汉语，慢慢说了一句：
“有个好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