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醒来，已是日上三竿。
伸手摸了摸身旁，床铺空着，凉凉的——他准是又早早进货去了。
他总是这样，出门前从外头把门锁上，好让我安心睡懒觉。
我慢腾腾地洗漱完，屋里静悄悄的，炉子封着，只剩一点余温。
刚收拾停当，就听见钥匙开锁的声响。
他带着一身寒气进来，手里拎着两只空编织袋。
看见我，咧嘴一笑，走过来先结结实实地搂了一下，下巴蹭着我的头发：“想我没？”
他今天心情显然很好，眼里都带着光。
“嗯。”我应了一声，任他抱着。
“走，带你去摊上。”他松开手，又捏了捏我的脸，“妈说让你多走动，好生。听话。”
“嗯，走吧。”
到摊子上时，大姐正在清点零钱。
看见我们，她抬头说：“我回去了。”
随后很自然地从装钱的铁皮盒里数出五张一百的，对折，放进自己口袋，转身就走了。
我和铁柱看了一上午摊。
快一点时，大姐才回来了，脸上没什么表情：“你们去吃饭吧。”
我们便牵着手往回走。
去了隔壁他妈妈那屋，锅里有饭，我们拿出来吃了口，困劲儿又上来了，眼皮直打架。
“我想睡觉。”我说。
“那你回去睡，我去看店。”他摸摸我的头。
“嗯。”
我独自走回小屋，掏出钥匙开门。
推开门的瞬间，我地望向墙角——心猛地一沉。
空了。
那台彩色电视机，不见了。
只留下一个方方正正、颜色略浅的印子，还有几根散落的电线头，孤零零地垂在那里。
一股火气“腾”地窜上来，直冲脑门。
我站在屋子中央，胸口堵得发慌，那火憋在心里，烧得五脏六腑都疼。
过了一会，门被轻轻推开。
老太太走了进来，脸上带着惯常那种和善的笑。
“霞子，”她搓了搓手，在我床边坐下，语气小心翼翼，“妈妈和你说个事。”
我没吭声，盯着她。
“我回老家……房子没卖掉。借钱……也没借到。”
她汉语说得慢，但意思很清楚，“那个电视机，结婚时候……是搬的你三姨屋里的。现在礼行过了，就……还回去了。”
看我脸色不对，她赶紧又说：“过完年！过完年妈肯定给你们买新的！”
我“呼”地坐直身子，瞪着她：“合着你走了快俩月，就是出去转了一圈？”
电视是借的？
你们说的‘房子’呢？在哪儿？”
老太太被我连珠炮似的质问弄得有些慌，但她没生气，只是脸上皱纹更深了，带着种固执的安抚：“都有，都有的。”
咱们好好干，好好攒钱，慢慢都会有的……都会有的。”
她一边重复，一边站起身，像是怕我再说什么，脚步匆忙地走了出去。
门关上了。
我像个被针扎破的气球，一下子泄了气，重重倒回床上，拉过被子死死蒙住头。
眼泪再也忍不住，热乎乎地涌出来，很快就浸湿了一小片枕巾。
不是委屈，是那种被愚弄、被轻视的愤怒，还有对未来无尽不确定的恐慌。
什么都是借的，什么都是“慢慢会有”，那我和肚子里这个，算什么？
晚上，天都黑透了，他才回来。
进屋他打开灯，轻声问：“霞子？还在睡？起来吃点饭吧？”
我没理，背对着他一动不动。
他坐在床边坐下，手搭在我被子上：“怎么了？哪不舒服？”语气里是真切的疑惑。
我猛地掀开被子，瞪着他，声音因哭过而沙哑：“你是不是瞎？电视机怎么回事？！啊？！”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叹了口气，声音低下来：“本来……是打算买的。”
可妈和大姐算账，说马上过年了，摊上得多备货，年底是旺季，能多赚些。
钱就先紧着那边了。
他试图拉我的手，“过完年，开了春，赚了钱肯定买。我答应你。”
我甩开他的手：“我妈过几天要来看我。”
你让我怎么跟她说？
说咱家连台电视都是借的，结完婚就让人搬走了？！
他哑口无言。只有我们俩粗重的呼吸声。
那一夜，谁也没再说话。
但有些东西，就像冰面上的第一道裂痕，一旦出现，就会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无声息地蔓延、放大。
自那以后，我看见老太太和大姐，心里就堵得慌。
她们的笑容、说话声，甚至她们在摊子上麻利干活的样子，都让我觉得刺眼。
那点强装出来的和气，再也维持不住了。
日子还是照常过，一天一天。
或许，婚姻本来就是这样的？
褪去了最初那层慌乱和新鲜，剩下的就是日复一日的琐碎和现实的粗粝。
转眼就到了年根。
他们不过农历新年，但也跟着贴起了红对联。
大年三十傍晚，天阴冷阴冷的。
老太太端着一大盆拌好的饺馅，掀开门帘进来，脸上带着笑，把那沉甸甸的盆往我面前的桌子上一放：
“霞子，馅儿调好了。你一会儿帮着包点饺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