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都早。
韩城县衙后院里，几株桃树已经冒出粉色的花苞。朱琳抱着小韩生在院子里散步，孩子已经一岁多了，咿呀学语，会含糊地喊“娘”和“爹”。
“朱县长，电报。”李燕拿着一叠文件走进来，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红晕。
朱琳接过电报扫了一眼——是南京方面发来的“嘉奖令”，措辞官方，无非是“英勇抗敌，扬我国威”之类的套话。她随手放在石桌上：“李白、阎锡山他们呢？”
“也都发来贺电。李宗仁还派了个代表团，说是要‘学习西北建设经验’。”李燕顿了顿，“日本人那边……关东军最近调动频繁，石原莞尔在东北搞的‘满洲国’闹剧还在继续。”
朱琳点点头，并不意外。苏联吃了亏暂时退让，日本人自然要趁机搞事。这局面，她早有预料。
“振斌什么时候回来？”她换个话题。
李燕的脸更红了：“电报说……今天下午。”
朱琳笑了：“那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去收拾收拾，晚上一起吃个饭。”
李燕“嗯”了一声，转身要走，又被叫住。
“燕子，”朱琳认真地看着她，“你和振斌的婚事，打算怎么办？”
李燕低下头：“我们商量过了……像小翠姐和秦副军长那样，简简单单就好。现在西北建设任务重，不想太张扬。”
“傻丫头，一辈子就这一次。”朱琳摸摸她的头，“不过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娘支持。”
下午四点，朱振斌风尘仆仆地赶回韩城。他没穿军装，而是一身普通的灰布长衫，像个教书先生。
“朱县长。”见到朱琳，他立正敬礼——这是多年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
“在家里就别这么客气了。”朱琳笑着摆摆手，“先去洗洗，换身衣服。晚上咱们一家人吃个饭。”
所谓的“一家人”，其实也就朱琳、刘军、小韩生，加上李燕和朱振斌。饭菜很简单：一盆羊肉汤，几个炒菜，两盘饺子。但在战时的西北，这已经是难得的丰盛。
饭桌上，刘军和朱振斌聊起前线的布防，朱琳则抱着孩子，听李燕说西北建设的规划。
“榆林的石油勘探进展顺利，第一口井已经出油。”李燕翻开笔记本，“周子明和李斌他们正在设计炼油厂。还有，从河南、安徽来的移民已经超过十万，新开垦的荒地……”
“慢点说，别急。”朱琳笑着打断她，“明天振斌陪你去西北，有的是时间说这些。”
李燕脸一红，不说话了。
饭后，刘军和朱振斌去书房讨论军务，朱琳拉着李燕在院子里说话。
“燕子，娘知道你懂事，不想铺张。但婚姻大事，总得有个仪式。”朱琳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木盒，“这是娘给你的。”
李燕打开，里面是一对金镯子，款式古朴，但做工精细。
“这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朱琳顿了顿，“现在给你。”
“娘……”李燕眼泪掉下来。
“别哭，明天高高兴兴的。”朱琳擦掉她的眼泪，“明天早上，你和振斌去县民政科登个记。晚上，咱们在家里摆两桌，请几个老熟人——于大个子、石大山他们，还有小翠、秦川。简简单单，但该有的礼数不能少。”
“嗯。”李燕用力点头。
第二天，1935年3月18日，农历二月十五。
上午，朱振斌和李燕在县民政科办理了结婚登记。没有鞭炮，没有花轿，只有一张盖着红印的结婚证。
晚上，县衙后院摆了两张圆桌。来的都是老熟人：于大个子带着虎子，石大山和朱晴妹夫妇，小翠和秦川，还有黄文瀚、程大斌等几个从智利一起回来的技术骨干。
菜是小翠亲自下厨做的，都是家常菜，但分量十足。
“来，咱们举杯。”刘军站起来，“祝振斌和燕子百年好合，也祝咱们西北越来越好！”
“干杯！”
没有繁琐的仪式，没有虚浮的客套，只有真挚的祝福。虎子坐在于大个子怀里，好奇地看着大人们笑闹，小手偷偷摸桌上的花生。
吃到一半，朱琳抱着小韩生站起来：“今天趁这个机会，我也说两句。”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从湖南到智利，从智利回中国，咱们这些人，风风雨雨走了十几年。”朱琳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有人牺牲了，有人离开了，但更多的人留下了，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
她看看李燕，又看看朱振斌：“今天燕子成家了，我很高兴。但我也知道，你们的蜜月只能在建设工地上过了——西北需要你们，这个国家需要你们。”
朱振斌站起身，认真地说：“朱县长，您放心。我和燕子早就商量好了，婚后就去西北。她在那边管建设，我负责防务。一定把西北建成铁打的后方。”
“好！”于大个子拍桌子，“这才像咱们韩城的人！”
宴席持续到晚上九点。送走客人后，朱琳和刘军回到屋里。
“时间过得真快。”刘军感慨，“记得刚认识燕子时，她还是个瘦瘦小小、说话都不敢大声的丫头。”
“现在能独当一面了。”朱琳靠在丈夫肩上，“振斌也不错，有担当。”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刘军问：“琳，你说咱们和苏联的僵局，什么时候能破？”
“等欧洲打起来。”朱琳很肯定，“希特勒不会安分的。等德国对苏联动手，斯大林就顾不上咱们了。那时候，才是真正谈判的时候。”
“那日本人呢？”
“日本人……”朱琳眼神冷下来，“他们不会等太久的。石原莞尔在东北搞的那些事，只是前奏。真正的战争，很快就来了。”
窗外，月光如水。
而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关东军司令部里，石原莞尔正在地图上勾画。他的笔尖划过华北，划过长江，最后停在西北。
“朱琳……”他低声念着这个名字，“真是个麻烦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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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朱振斌和李燕启程前往西北。
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三百名技术员、五十车建材、十台新下线的“卫士”卡车。车队浩浩荡荡，沿着新修的公路向北进发。
路上，李燕靠在丈夫肩上，看着窗外快速掠过的景色。曾经的戈壁荒滩，如今有了绿意——那是移民们种的耐旱植物。远处山坡上，新的村庄正在建设，夯土墙在阳光下泛着金色。
“振斌，你看那边。”她指着一条正在修建的水渠，“等修好了，能灌溉五千亩地。移民们说，这是他们这辈子第一次看见‘自来水’。”
朱振斌握紧她的手：“燕子，咱们要建的，不止是水渠和公路。”
“我知道。”李燕转过头，眼神坚定，“咱们要建的，是一个新的中国。”
车队经过延安时，他们看到了更震撼的景象。
延河两岸，层层梯田如画卷般展开。水渠如银带般穿行其间，清澈的河水哗哗流淌。田里，农民们正在春耕，耕牛拉着新式铁犁，翻起黑油油的泥土。
更远处，新建的学校里传来琅琅读书声。校舍是砖瓦结构，窗户明亮，操场上竖着旗杆，红旗在春风中飘扬。
“这才两年……”李燕喃喃道，“延安完全变了样。”
“朱县长说得对，建设才是根本。”朱振斌说，“只有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会真心实意拥护你。”
车队没有停留，继续向北。越往北，建设的痕迹越新——刚平整的路基、新挖的水渠、刚打好地基的厂房。
到达榆林时，已是傍晚。
石油勘探队的营地灯火通明。周子明和李斌早就等在这里，见到车队，兴奋地迎上来。
“振斌！燕子！你们可算来了！”李斌指着身后，“看，第一口油井，日产五十吨！”
李燕顺着方向看去，只见井架上，“磕头机”正在有节奏地上下摆动。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石油气味。
“炼油厂的设计图已经出来了。”周子明递过一沓图纸，“按朱县长的要求，我们设计了催化裂化装置，能生产汽油、柴油、航空煤油，还有石化副产品。”
朱振斌接过图纸，虽然看不太懂，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有了自己的石油，军队的坦克、飞机、汽车就有了血液。
当晚，在简陋的工棚里，西北建设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李燕主持会议，朱振斌负责安保和后勤。与会的有关中来的农技专家，河南来的水利工程师，上海来的建筑设计师，还有本地的牧民代表。
会议开了三个小时，确定了未来三年的建设规划：修建三条主干公路，打通西北交通大动脉；建设十座水库，解决灌溉和饮水问题；新建三十所中小学，普及基础教育；开发五个矿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散会后，李燕和朱振斌回到临时住处——一顶军用帐篷。
“累吗？”朱振斌问。
“累，但高兴。”李燕靠在他怀里，“振斌，你说咱们这辈子，能看到西北变成啥样？”
“能看到。”朱振斌肯定地说，“能看到这里变成塞上江南，看到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看到孩子们不用再逃难。”
帐篷外，北疆的星空格外明亮。
几百公里外，韩城县衙里，朱琳正给小韩生讲睡前故事。故事很简单，是关于一群人在荒原上建起家园的故事。
孩子听不懂，但听得很认真。
讲完故事，朱琳走到窗前，望向北方。
她知道，在那个方向，她的“孩子们”正在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用双手，用汗水，用对未来的无限希望。
夜风吹过，带来远方的气息——那是泥土的味道，是钢铁的味道，是希望的味道。
春天，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