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十一月末，兴隆县早已浸在了深冬的寒凉里。西北风卷着路边枯焦的槐树叶，打着旋儿撞在塑料厂斑驳的红砖墙上，又呜咽着掠过高耸的烟囱，把厂区里机器运转的轰隆声，揉得碎碎的。光秃秃的树枝伸向铅灰色的天空，连阳光都像是被冻僵了，吝啬地洒下几缕微弱的光，落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连一丝暖意都焐不出来。
山娃这几天在家中，一天三顿吃着徐向元教授给他配制的中草药，又在肚脐眼上贴着膏药，去济国诊所早上烤电和晚上艾蒿熏烤拔罐，千方百计多方面治疗肝胆管结石。他没再去塑料厂上班，曹厂长也没有找他，白天他在家里，谋划着独立承包服装厂的方案。
他回想起那天晚上和何主任通过电话之后，第二天就告知了山娃，说他和陈老总那天晚上去了曹厂长的家，谈好了他去独立承包服装厂的事，让他在家中等待局领导通知。
可是已经过去了好几天，却迟迟不见动静，于是，他又忐忑不安起来，就在心神不定的时候，在1992年11月21日上午，突然手机的铃声“滴滴滴”的响了起来，他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工业局侯战旗局长的电话。
山娃的心跳骤然加快了半拍。这些日子，他日日盼着这个电话，盼着关于服装厂独立承包的最终消息，可真等消息来了，反倒生出几分莫名的忐忑，像揣了只乱撞的兔子，“咚咚”地敲着胸腔。
他深吸一口气，激动又忐忑地、手指轻轻按下了接听键，语气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恭敬说道：
“喂！侯局长，我是赵山娃。”
“赵厂长！你马上到塑料厂来一趟。”电话那头，侯战旗的声音沉稳有力，不带半分拖沓，接着又传来了他的焦急声音：
“我和蔡漫书记、周庆相副书记，都在塑料厂小会议室里等你呢，还有曹厂长也在。咱们谈谈，你去服装厂独立承包的事儿。”
“好！好嘞！侯局长，我马上就到！”山娃连忙应声，关闭了手机，抓起搭在椅背上的深蓝色中山装，胡乱地披在身上，骑上了自行车，急急忙忙赶往了塑料厂。
寒风迎面扑来，灌进衣领里，冻得山娃打了个寒颤，他却浑然不觉，自行车越骑越快。一路上，他的脑子飞速运转着——这些天，他无数次设想过这一刻，设想过工业局的决策，设想过曹厂长的态度，设想过自己接手服装厂后的情景。
服装厂自从被塑料厂兼并，就一直是个烂摊子，负债累累，职工人心涣散，可在他眼里，那不是烂摊子，是机遇，是他挣脱塑料厂的束缚，真正干一番事业的机遇。
短短十几分钟的路程，山娃走得却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他攥紧了拳头，掌心沁出了细密的冷汗，连手心的纹路都被浸得发白。他一遍遍告诉自己，稳住，赵山娃，这是你被逼上梁山的唯一的机会，无论遇到什么，都不能慌了神儿。
塑料厂的小会议室，就在办公楼的二楼，不大，却收拾得干干净净。山娃走到门口，深吸一口气，轻轻敲了三下门：
“笃笃笃！”
“进来！”里面传来侯战旗的声音。
他推开门，一股淡淡的雪茄烟味混杂着茶水的清香，瞬间扑面而来，驱散了身上的寒意。会议室里，工业局的三位领导端坐一旁，蔡漫书记穿着一身笔挺的藏青色制服，面容肃穆，眼神锐利，周身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周庆相副书记坐在一旁，脸上带着几分温和的笑意，微微颔首，算是和他打过了招呼；侯战旗局长则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目光沉稳地落在他身上。
而塑料厂的曹响厂长，正坐在靠窗的位置，身子微微后仰，手指捏着一根大黑杆雪茄烟，深褐色的烟雾从他的鼻尖缓缓溢出，模糊了他的眉眼。他穿着一件昂贵的皮夹克，领口敞开着，周身透着一股商人的精明与疏离，看见山娃进来，眼皮只是轻轻抬了一下，没有说话，甚至连一丝多余的表情都没有。
“蔡书记！侯局长！周副书记！曹厂长！”山娃快步走上前，微微躬身，一一握手问好，语气恭敬而得体，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谦和笑意。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众人，心里暗暗琢磨着——看这架势，今天的事儿，怕是有定论了。他坐在了领导对面的一把椅子上，等待着局领导的讲话。
众人纷纷点头回应，几句寒暄过后，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起来。蔡漫书记缓缓坐直了身子，清了清嗓子，目光缓缓扫过山娃和曹响，声音庄重而有力，每一个字都清晰地落在每个人的耳中，掷地有声地说：
“经过县里陈老总的指示精神，结合塑料厂和服装厂的实际情况，工业局党委研究决定——由赵山娃同志作为二级法人代表，独立承包兴隆县服装厂，实行单独核算，自主经营。同时，正式任命赵山娃同志，为兴隆县服装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在山娃的耳边轰然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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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猛地抬起头，眼里瞬间迸发出难以置信的光芒，紧接着，是难以掩饰的心中激动，像春日里破冰的河水，瞬间涌遍了全身。这些日子的委屈、煎熬、等待和所有的付出，在这一刻，都有了回报。他下意识地攥紧了衣角，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连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想要说些什么，喉咙却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样，只剩下满心的激动与感恩，眼底的光芒，亮得惊人。
而一旁的曹响，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模样。他缓缓吸了一口雪茄烟，长长的吐出一口烟雾，眼神晦暗不明，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仿佛蔡书记宣布的这个决定，和他毫无关系。仿佛终于排除了异己，卸磨杀了驴，那个即将由山娃独立承包出去的服装厂，只是他手里丢弃的破烂，一个烫手的山芋。
紧接着，侯战旗局长接过了话头，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打印得整整齐齐的一式三份《独立承包合同》，以下简称为《合同》；指尖敲了敲桌面，目光落在曹响和山娃身上，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喙的严谨，缓缓地说：
“曹厂长！赵厂长！这份就是我们工业局拟定的《独立承包合同》，发包方是塑料厂，由法人代表曹响同志签署；承包方是服装厂，由现任法人代表赵山娃同志签署。”
他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将两份一模一样的《合同》，分别递到了曹响和山娃的手中，补充道：
“《合同》里的每一条每一款，都是我们反复斟酌拟定的，你们俩仔细看看，若是有什么需要补充、修改的地方，尽管提出来，我们再协商手写添加。若是没什么意见，咱们就当场签字，随后再加盖两个厂的公章，这份《合同》一式三份，你们双方各存一份，工业局留存一份，具备完全的法律效力。”
曹响接过《合同》，连看都没仔细看一眼。他只是用指尖随意地翻了翻，纸张哗哗作响，眼神慵懒而淡漠，仿佛这份关乎两个厂子未来的承包合同，只是一张无关紧要的废纸。
他嘴角勾起一抹几不可察的嗤笑，拿起桌上的钢笔，手腕微微一动，遒劲有力的“曹响”二字，便落在了一式三份《合同》的发包方落款处，毫不犹豫，干脆利落。
签完字，他随手将钢笔扔在桌上，又拿起那根大黑杆雪茄烟，慢悠悠地抽了起来，依旧一言不发，周身的疏离感，愈发浓重。
山娃则截然不同。他双手捧着那份沉甸甸的《合同》，像是捧着自己半生的无奈与希望，小心翼翼，一丝不苟。他缓缓坐下，指尖轻轻拂过打印工整的字迹，目光一点点往下挪动，每一条每一款，都看得格外仔细，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肯放过。
《合同》的开篇，字字恳切，句句务实：
“为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特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明确了服装厂隶属于塑料厂兼并，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所有权归集体所有——这是底线，也是根基。
第二条，承包期限三年，从1993年1月1日到1995年12月31日——三年，足够他大展拳脚，也足够他证明自己。
第三条，基数包干，超利分成——这是最实在的政策，多劳多得，凭本事赚钱，正是他想要的。
第四条，承包集团抵押金为零，一人独立承包——这是领导们给的最大宽容，知道他出身贫寒，没什么积蓄，特意网开一面。
再往下看，是密密麻麻的承包指标，山娃的目光一点点挪动，心里的底气越来越足：
1993年产值50万，1994年70万，1995年100万；利润1993年为零，1994年7万，1995年13万，累计20万；上缴管理费逐年递增，不多，都是他能承受的范围。
管理指标里，资金利税率不予考核，产成品资金占用不予考核，1993年还免提固定资产折旧——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宽松政策，是工业局领导们给他铺的路。
产品合格率99.8%，设备完好率85%以上，无重大伤亡事故，无重大经济损失——这些是底线，他记在心里，不敢有半点懈怠。
还有发展指标，每年至少开发三种以上新产品——这是压力，更是动力。
最后，是塑料厂兼并服装厂的补充协议，山娃看得格外仔细：
甲方塑料厂宏观控制，微观放开，乙方服装厂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原有的债权债务，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只承担上缴部分，乙方负责弥补亏损、处理遗留问题；重大技术改造、固定资产购进转让，需报甲方同意；财务统计报表，一式两份，报送甲方和工业局……
一条条看下来，山娃的眼眶微微发热。他太清楚了，这份《合同》，看似是一份承包协议，实则是县政府和工业局领导们对他的信任和期许。塑料厂虽说是兼并方，但说白了，除了重大决策需要报备，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制约。他赵山娃，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干一番自己的事业了！
没有丝毫犹豫，山娃拿起钢笔，深吸一口气，笔尖落在纸上，一笔一划，认认真真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赵山娃。那两个字，没有曹响的笔锋刚劲，却写得格外工整，格外坚定，每一笔都承载着他的梦想和希望，每一划都镌刻着他的决心。
“谢谢侯局长！谢谢蔡书记！谢谢各位领导的信任！”山娃猛地站起身，很有礼貌的向各位领导点点头，语气哽咽，满心的感谢，无从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