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隆冬，朔风卷着铅灰色的雪粒，抽打在渤海湾的码头上。结了冰的海面上，几艘锈迹斑斑的运输船像蛰伏的巨兽，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沉默着。码头四周，日军的机枪架在沙袋垒成的掩体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被驱赶而来的人群——他们是从华北各地强掳来的劳工，足足有两千多人，此刻正被粗麻绳捆成一串，像牲口一样挤在寒风里，等待着一场不知终点的海上漂泊。
队伍最前头的，是来自河北保定的汉子陈老根。他原本是村里的庄稼人，靠着几亩薄田养活一家老小。三天前，日军闯进村子，说要“征用劳工支援大东亚共荣”，二话不说就把他和村里的青壮年全部捆走。他的婆娘追着队伍跑了三里地，哭喊声被寒风撕碎，最后只来得及塞给他一个揣着熟红薯的布包。此刻，那个布包被陈老根紧紧攥在怀里，红薯的余温早已散尽，可他还是舍不得松开——那是他和家人最后的念想。
劳工们大多穿着单薄的粗布衣裳，冻得嘴唇发紫，浑身发抖。有人的鞋子早就跑丢了，赤着脚踩在结了冰的石板路上，脚心被冻出一道道血口子，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队伍里时不时有人咳嗽，咳着咳着就一头栽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日军士兵根本不管这些人的死活，举着枪托对着倒地的人狠狠砸下去，嘴里还骂着“没用的支那人”，然后让伪军把尸体拖到码头边，像扔垃圾一样扔进冰冷的海里。
“都给我站好了！不许动！”一个日军小队长骑着高头大马，在队伍前转圈，手里的指挥刀在雪光里闪着寒光，“谁敢逃跑，格杀勿论！到了北海道，好好干活，还有一口饭吃！敢偷懒，死啦死啦的！”
北海道？陈老根心里咯噔一下。他听村里的货郎说过，那是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比东北还要冷上十倍。他不知道自己要去那里做什么，只知道这一去，恐怕再也见不到婆娘和娃了。他身边的小伙子名叫栓柱，才十八岁，是邻村的铁匠徒弟，被掳来的时候，他的爹为了护着他，被日军的刺刀挑穿了胸膛。栓柱的脸上还带着未干的泪痕，眼神里却燃着一股狠劲，他咬着牙对陈老根说：“陈大叔，我爹说了，小鬼子不是人！我要是能活下去，一定要杀了他们，给我爹报仇！”
陈老根拍了拍栓柱的肩膀，喉咙里像堵着一团棉花，说不出话来。他知道，在这刺刀和机枪的包围下，别说报仇，就连活下去，都难如登天。
日军士兵开始驱赶劳工们上船。跳板又窄又滑，结着一层厚厚的冰。劳工们被推搡着，踉踉跄跄地往船上走，时不时有人掉进海里，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很快就被冰冷的海水吞没。陈老根死死攥着布包，跟着人流往前挪，脚下的冰碴子硌得他脚心生疼，他却不敢停下脚步——身后的枪托，比冰碴子更疼。
运输船的船舱，狭窄得像个罐头。两千多号人被塞进原本只能装五百人的货舱里，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船舱里没有灯，漆黑一片，弥漫着一股刺鼻的霉味和汗臭味。劳工们挤在一起，喘不过气来。有人发起了高烧，咳嗽声、呻吟声此起彼伏。日军每天只给每个人发一碗发了霉的糙米，还有一碗带着咸味的海水。糙米难以下咽，海水喝下去更是烧心，可劳工们为了活下去，只能硬着头皮往嘴里塞。
海上的风浪很大，运输船像一片叶子，在波涛里颠簸。很多人晕船，吐得天昏地暗，船舱里到处都是呕吐物，腥臭难闻。陈老根也晕船，他蜷缩在船舱的角落里，紧紧抱着那个布包，胃里翻江倒海，却强忍着没吐——他知道，吐光了，就再也没有力气活下去了。
这天夜里，船舱里突然响起一阵骚动。几个年轻的劳工，实在受不了这种非人的折磨，偷偷撬开了船舱的木板，想要跳海逃跑。可他们刚爬上甲板，就被日军发现了。机枪的扫射声划破了夜空，那几个年轻人惨叫着，掉进了海里，很快就没了踪影。
日军士兵冲进船舱，把劳工们全部赶起来，让他们跪在冰冷的甲板上。小队长举着指挥刀，厉声喝道：“谁还想逃跑？这就是下场！”他指着海里漂浮的尸体，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从今天起，谁敢再动歪心思，就和他们一样！”
劳工们跪在甲板上，浑身发抖。寒风卷着雪粒，打在他们的脸上，像刀子一样割得疼。陈老根看着海里的尸体，心里充满了绝望。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看见家乡的那天。
运输船在海上漂泊了七天七夜。这七天里，劳工们像牲口一样被对待，饿了啃霉糙米，渴了喝咸海水，病了就被扔进海里。两千多人的队伍，等船靠岸的时候，只剩下了一千五百多人。
船停靠的地方，是北海道的一座矿山码头。劳工们被押下船，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倒吸一口凉气——漫天飞雪，群山连绵，矿山的烟囱里冒着滚滚黑烟，高高的铁丝网把矿山围得像个监狱。码头上，早就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和监工，他们手里拿着皮鞭和棍棒，眼神里满是凶狠。
“都给我听好了！”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监工，操着生硬的中文嘶吼道，“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大日本帝国的矿工！每天必须挖够五吨煤，挖不够的，没有饭吃！敢偷懒耍滑，鞭子伺候！”
劳工们被强行换上了一身单薄的囚服，然后被驱赶到矿山深处。矿井口狭窄低矮，像一张吞噬生命的巨口。里面漆黑一片，弥漫着瓦斯的臭味，只能靠着矿灯微弱的光芒照明。巷道两旁的石壁上，渗着冰冷的水珠，脚下的路泥泞湿滑，时不时有石块从头顶掉下来。
陈老根和栓柱被分到了同一个采矿小组。他们的工具，只有一把锈迹斑斑的镐头和一个破旧的煤筐。监工们拿着皮鞭，在巷道里来回巡逻，只要看到有人停下脚步，就一鞭子抽过去，嘴里还骂着“懒猪”“贱骨头”。
劳工们每天要在矿井里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镐头抡下去，震得胳膊发麻，虎口开裂。煤块砸在身上，疼得钻心。很多人因为过度劳累，晕倒在矿井里，监工们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直接把他们拖到矿井外的荒地上，任由他们冻死饿死。
栓柱年轻，力气大，可也架不住这样的超负荷劳作。才三天，他的手上就磨出了一个个血泡，血泡破了又结茧，疼得他连镐头都握不住。陈老根看着他，心里疼得慌，主动把他的煤筐分了一半过来，说：“娃，撑住点，活着就有希望。”
栓柱咬着牙，点了点头，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他看着陈老根布满老茧的手，看着巷道里昏暗的矿灯，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逃出这个地狱，一定要给爹报仇！
矿井里的日子，每一天都像在刀尖上熬。劳工们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承受着超负荷的劳作和残酷的虐待。有人因为挖煤不够数，被监工活活打死；有人因为瓦斯爆炸，被埋在矿井深处；有人因为冻饿交加，悄无声息地死在角落里。
陈老根把婆娘塞给他的布包，藏在矿洞的一个隐蔽角落里。每天晚上，他都会偷偷摸过去，打开布包，看着里面那个干瘪的红薯，想着家里的婆娘和娃。红薯早就干得像块石头，可他还是舍不得吃——那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念想。
这天夜里，陈老根和栓柱躺在冰冷的地铺上，听着身边劳工们的呻吟声，久久不能入睡。栓柱突然低声说：“陈大叔，我们逃吧！在这里，早晚都是死路一条！”
陈老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他看着窗外漫天的飞雪，看着矿山上那道冰冷的铁丝网，心里充满了挣扎。逃跑，意味着九死一生；可不逃，就只能在这里等死。
他沉默了许久，终于攥紧了拳头，眼神里燃起了一丝光芒。他看着栓柱，一字一句地说：“逃！我们一定要逃出去！回到家乡，回到华北的土地上！”
夜色渐深，矿井里的鼾声和呻吟声交织在一起。陈老根和栓柱悄悄起身，借着矿灯的微光，打量着这个囚禁他们的地狱。铁丝网外，是茫茫的雪原；雪原的尽头，是家乡的方向。
他们知道，逃跑的路，注定布满荆棘和危险。可他们更知道，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放弃生的希望，不能放弃回家的念想。
寒风卷着雪粒，敲打着矿井的窗户，像是在为他们的逃亡之路，奏响一曲悲壮的序曲。而在这片冰天雪地的矿山上，无数劳工的血泪，正浸透在冰冷的煤块里，化作一声声泣血的控诉，回荡在异国他乡的夜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