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新生大会准时在礼堂召开。
能容纳数百人的礼堂座无虚席。清一色年轻的面孔，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些许初入大学的迷茫。
衣着色调单调，却洋溢着蓬勃的生气。空气中弥漫着新布料浆洗后的气味、汗味，以及那种集体场合特有的、微微亢奋的氛围。
系主任刘教授五十多岁，梳着一丝不苟的背头，穿着笔挺的深灰色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
他站在讲台上，声音洪亮，带着那个时代教育者特有的、不容置疑的坚定。
从“为国家工业化培养栋梁之材”的办学宗旨，讲到严谨的课程体系与严格的纪律要求，再到“又红又专”、“理论紧密联系生产实际”的殷切期望。话语里充满了时代特有的宏大叙事和激昂口号。
杨平安坐在后排靠近过道的位置，腰背挺直，听得很认真。
摊开的笔记本放在膝上，手中的钢笔偶尔落下，记下几个关键词或他认为值得深思的提法。然而，他的内心异常清醒。
这些纲领性的宣导，这套按部就班、强调全面基础的教学计划，于他而言，节奏或许过于平缓，内容或许失之宽泛。
他脑海中浮现的是红星厂试制车间里，“卫士-1”传动轴因微米级误差而发出的刺耳异响；
是为了解决一个热处理变形难题，他与老师傅们在炉前守了整整一夜，观察火色变化；是那些图纸上不会标注、却决定成败的装配手感与经验诀窍。
课堂的理论是骨架，而他早已在实践的熔炉里，触摸到了血肉乃至灵魂。
但他需要这个平台，需要这张被社会认可的文凭，需要这里汇聚的知识资源，更需要——那些隐于讲台之后、腹有真才却可能默默无闻的先生。
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人流如潮水般涌出礼堂。
杨平安不急不躁，待人群散得差不多了，才收拾好笔记本，缓步走出。夕阳的余晖透过高大的拱窗斜射进来，在磨得光滑的水磨石地面上投下长长的、温暖的光带。
他站在礼堂高大的门廊下，望着校园里步履匆匆或悠闲漫步的学子。
有人怀抱书本疾步走向图书馆，有人在篮球场上奔跑跳跃挥洒汗水，女生们三两结伴，笑语嫣然。
这一切，新鲜，有序，充满了象牙塔内特有的朝气与宁静，与他所熟悉的、弥漫着机油与钢铁气息的工厂车间截然不同。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未来四年，很大一部分光阴将在此度过。
然而他无比清楚，这里绝非他世界的全部。
他的根系，他的战场，他无法卸下的责任，都牢牢锚定在两百多里外那座小县城，在那片机器日夜轰鸣的厂区，在那个总有稚嫩童声萦绕的温暖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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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清晨，六点整，尖锐的铃声划破了宿舍楼的宁静。
杨平安几乎在铃声响起的同时便睁开了眼睛，多年养成的自律刻入骨髓。
上铺的李文远含糊地嘟囔了一句，翻了个身。对面的王志宏则打着巨大的哈欠坐起身，头发蓬乱如草。
洗漱间位于走廊尽头，一排水泥砌成的长槽，上方是一长列黄铜水龙头。
拧开，自来水哗哗流出，带着初秋清晨刺骨的凉意。
杨平安用毛巾浸透冷水，用力擦了把脸，冰凉的刺激感瞬间驱散了最后一丝困意，精神为之一振。
第一节课《机械制图》安排在教学楼三楼的阶梯教室。杨平安到得很早，教室里空荡安静，只有前排坐着一位梳着麻花辫的女生，正低头默读课本。
他选了中间靠窗的位置坐下，从帆布包里拿出笔记本和削好的铅笔——学校发的教材他放在了宿舍，那些基础原理与画法规范，他早已在实践中反复验证、融会贯通。
上课铃响时，教室里已坐得满满当当。授课的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教授，姓陈，头发花白，戴一副朴素的黑色宽边眼镜，身上的中山装洗得有些发白，却熨烫得极为平整。
他讲课语速平缓，逻辑却异常清晰严密，从最基本的投影原理娓娓道来，逐步深入到三视图的规范与奥妙。
只是进度确实从容，一个剖视图的画法与标注，便仔细讲解了一整堂课。
杨平安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信手勾勒。
他画的并非黑板上的标准例题，而是红星厂里那些实实在在的零件简化剖面，并在旁边用小字标注上他在实际生产中遭遇过的、教科书绝不会提及的疑难——例如那个因考虑热膨胀而必须在设计图上故意预留特定补偿余量的轴承座，
又如那个因铸造环节无法完全避免砂眼缺陷而需在加工工艺上额外增加一道修复工序的齿轮毛坯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