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回门，按照习俗，我又得了厚厚一叠压岁钱。
小姑、三婶都是五百，奶奶塞给我一千，妈妈也悄悄包了一千。
姥姥给了两百，舅舅们各给了一百。
钱用红包装着，揣在大衣内袋里，沉甸甸的，带着娘家亲人特有的、毫无保留的疼惜。
可这份温热，在回到青城那间清冷的小屋时，便迅速褪去了颜色——他家这边，没有给新媳妇压岁钱的礼数，一毛也没有。
年前妈妈来看我，一眼就瞧见了墙角那块刺眼的空白。她没多问，只是眉头皱得紧紧的。
等铁柱不在跟前时，我小声跟她说：“妈，我想自己拿钱买台电视。我手里有。”
妈妈立刻按住我的手，声音压得更低：“傻闺女，那是你的私房钱，自己攥紧了。”
不是拿出来共用的。
你马上要生孩子了，手里没点钱怎么行？
到时候是什么情况，谁说得准？
钱得备着。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说不出的忧虑，“知道吗？手头一定得有钱。”
“知道了。”
我点点头，心里那点自己买电视的念头被压了下去，“这不等着……他妈说给买呢。”
年前最后几天，他二姐也出嫁了，嫁的也是个汉人。
过年见面,二姐递给我一个红包，里面是五百块钱。
她妈妈站在旁边，脸上露出明显的诧异，用蒙语低声问了一句，大概是在问“怎么还给钱”。
二姐用汉语朗声回答，语气自然：“我婆婆给了我一千呢。”
妈，人家汉人家里，过年都给新媳妇压岁钱的。
你也该给霞子点。”
老太太听了，脸上有些讪讪的，转身进屋，过了一会儿，才勉强拿出一个同样包了五百块的红包，递给了我。
那动作，不像给，倒像完成一项不太情愿的任务。
日子一天天捱过去，冬雪化了又冻，转眼就到了阳历三月一号，学校快开学的时候。
墙角那块地方，依旧空着，落着薄薄的灰尘。
关于电视的承诺，像被风吹散的烟，没人再提。
我也懒得问了，问多了，倒显得我多斤斤计较，多离不开那点娱乐似的。
只是心里有一点点冷。
我真正怕的，是过些时候小姑或者妈妈来看我坐月子。
她们要是看见我这屋里连台电视机都没有，该有多心疼？
又会怎么想？
那点强撑的、关于“过得还好”的谎言，会在她们怜惜的目光里碎得渣都不剩。
不能再等了。
一天下午，我喊上铁柱：“走，出去一趟。”
“去哪？”他问。
“买电视。”我的语气平静，没有商量，只是告知。
他愣了一下，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看到我的脸色，终究没说出来，只是默默地跟在我身后。
我们去了百货大楼电器部。
我径直走向彩电柜台，目光扫过那些大小不一的屏幕。
售货员热情地介绍着。我没怎么听，指着一台21寸的，问：“这个多少钱？”
“两千六，长虹这是国产里最好的牌子了，清晰，耐用。”
“就它吧。”我没犹豫。
这个数字，差不多是我手里一小半的压岁钱和妈妈偷偷塞给我的那点体己。
铁柱站在旁边，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低声说：“我……我拿一部分吧？”
“不用。”我打断他，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拿出厚厚一沓钱，大多是五十、一百的票子，有些还带着红包的痕迹。
我当着售货员和他的面，一张一张，仔细数出两千六百块，递了过去。
交钱，开票，约好送货时间。整个过程，我都异常冷静，甚至没有多看铁柱一眼。
他像根柱子似的杵在旁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从百货大楼出来，午后的阳光有些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