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铁柱很早就出门了。
楼下传来邮差的喊声：“吴铁柱！信！”
我下楼取了信上来。
信封上的寄件地址写着“牙克石XX村”，字迹娟秀。
拆开一看，满纸都是蒙文。
我将信折好，塞进裤兜。
上午店里来了个相熟的蒙古族学生，我顺手把信递给他：“帮我看看写的啥。”
他扫了几眼，自然地念了出来：“铁柱，一别三天，你毅然离开，留下我独自思念。我想你，盼着你再回来，带我走……”
“够了！”我打断他，声音有些发紧，“写信的人叫什么？”
“落款是‘娟子’。”学生答道。
“谢谢。不用念了。”
我拿回信，重新放回口袋，指尖有些发凉。
必须结束这段婚姻。
可第一步该怎么走？我毫无头绪。
那晚是周五，铁柱回去看孩子，按常理不会当夜赶回。
相里庆来时，我直接说：“我们去看电影吧。”
他眼里霎时亮了，像落进了星子：“霞子，你主动约我？”声音里有掩不住的惊喜。
那一晚，在昏暗光影与低语交织的角落，是我先凑上去，轻轻碰了碰他的唇。
他怔了一瞬，随即反应过来，眸色蓦地加深，掌心温柔却坚定地揽住我的腰，将我更深地拥进怀里。
我们在一片私密的昏暗中忘情地亲吻、依偎，任由屏幕上的故事兀自流淌，与我们无关。
还不到四点，我便坐不住了。
“我们先走吧，”我贴着他耳边低声说。”
我们提前离开了电影院，沉默地走回店里。
门在身后关上。
来不及开灯，在熟悉的黑暗里，我们便又吻在了一起。
这一次我格外用力，近乎贪婪地汲取他的气息，仿佛想把所有不安、所有对未来的不确定，都封存在这个吻里。
我怕——怕铁柱突然折返，怕这场美梦戛然而醒，更怕他从旁人口中听见关于我婚姻的只言片语。
他也比以往更大胆，吻逐渐下移，温热的气息拂过脖颈，带来一阵战栗，最后停留在锁骨下方。
我闭着眼，感受到他身体的热度缓缓趋近，却也仅止于此，带着某种克制的温柔。
他随后只是紧紧搂着我，在寂静的黑暗里低声说道：“我得开始实习了。”
我爸……想安排我去日本，日语课已经排好，除了实习、偶尔回学校，晚上还得去学日语。”
“什么时候走？”我问。声音出乎自己意料的平静。
“快的话，七八月份。慢的话……可能拖到年底。”
我心里某个角落，竟冒出一丝念头：希望他早点离开。
至少在他走之前，在他记忆里，我还能是那个完美的“霞子”！
“那你……好好学习。”我最终只说出这句。
他闻言抬起头，语气里有淡淡的困惑与失落：“你居然……不挽留我？”
我弯了弯嘴角，没说话。
五点多，窗外透进灰蒙蒙的微光。
我轻轻推了推他：“快回去吧。”
他依言松开手，动作缓慢，带着留恋。
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我站在原地锁门，听着他脚步声渐行渐远，最终消失。
眼泪毫无预兆地滚落下来，冰凉地划过脸颊。
往前望不见出路，回头也没有归途。
我就这样悬在中央！
下午，两个徒弟说要一起回老家参加哥哥的婚礼，店里只剩下我一人。
傍晚回到家，我开始翻箱倒柜，把自己所有想带走的东西——攒下的一些钱、重要的证件——一件件放进当年结婚时用的那个红色箱子里。
我翻出了户口本，还有那本结婚证。
看着结婚证上被改写的22岁。
结婚我十八岁，根本不到法定婚龄，是他当区长的四姨夫，让我开个证明不要写年龄，他拿着匆匆忙忙就去领了证。
照片拍得仓促，红本拿回来时，年龄一栏已经工整地写上了“22”岁。
我把箱子拎到店南边，之前看好的一间出租屋，才返回家中。
铁柱已经回来了，正坐在屋里，没话找话地说着孩子如何可爱、如何如何乖巧！
我冷不丁问了一句：“孩子……认识你吗？”
他看了我一眼，没接话。
晚上洗漱后，我没去大床，直接和衣躺在了徒弟平时睡的单人小床上，顺手关了灯。
“过来睡。”他在黑暗里说。
我没动，也没吭声。
他下床走过来，伸手要拉我。
我甩开他的手：“别碰我。”
他不说话，开始扯我的衣服。
我用力挣开，猛地坐起身。
他一把将我从小床上拽起来，我踉跄了一下。
“你还想像第一次那样，撕烂我的衣服吗？”
我提高声音，身体因为愤怒和恐惧微微发抖。
“你来这边睡。”他重复，语气强硬。
“我不！”
“起来！”他低吼一声，猛地发力，将我整个人拽起来，重重摔在大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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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我爬起，他已经开始扯掉了自己的衣服，随即压了上来。
我拼命挣扎，手脚并用推他、踢他：“今天你别碰我！你要是不管不顾，我会恨你一辈子！”
他像是没听见，动作更加粗暴。
混乱中，我脱口喊道：“你的娟子在等你！你找她去！”
他动作猛地一顿。
我趁机想从他身下滚开，却被他更快地按住。
那句“娟子”似乎激怒了他，他的力道变得更加蛮横，像一头被激怒的兽。
我使出全身力气抵抗想逃开，推搡间，他扬起手——
“啪！”
一声脆响，脸颊上传来火辣辣的剧痛，耳朵里嗡嗡作响。
我吓坏了，直直地看着他！
抬起手，轻轻碰了碰脸颊，那里迅速肿胀起来。
眼泪毫无征兆地涌出来。
我猛地推开他尚未来得及收回的手，抓起外套，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家门。
身后没有脚步声追来。
凌晨两点的街道空无一人，寒风刺骨。
我看了看手表，指针泛着冷光。
我本想躲去南边租下的屋子，可院门已锁。
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走了几步，一抬头，看见了派出所昏暗的灯光。
我径直走了进去。
“我来报案。”
“我挨打了。你们去抓他。”
值班的民警抬起头，看到我红肿的脸颊，示意我坐下：“别急，慢慢说。”
我一五一十地说了，从发现那封信，到今晚的冲突，再到那一巴掌。
民警认真地做着记录，偶尔问一两句细节。
整个过程，我的情绪稳定，像在说别人的事。
做完笔录，已经是凌晨四点。
民警合上本子，叹了口气：“姑娘，你们是合法夫妻关系，这是家庭纠纷，我们没法直接去抓人。
这样，你先在这儿坐会儿，休息一下。
等天亮我同事交班，我再和你去看看，可以批评一下他。”
我点点头，坐在冰凉的椅子上，看着窗外天色一点点变灰，变亮。
七点左右，民警给我倒了杯热水，在我面前坐下：“我给你支个招。”
昨晚留你，是怕你半夜出去不安全。
你这个事，真想解决，得去当年给你们办结婚登记的区法院，起诉离婚。
今晚这个笔录，我可以给你留档，如果法院需要，可以来调取，能证明你婚内被打。
还有那封信，”他顿了顿，“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复印一份，你自己留着，也许用得上。”
他看着我，语气诚恳：“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如果实在不想过了，法律途径是最干脆的。
建议你直接去咨询、起诉。
我接过他递来的热水，抓着杯子浑身发抖！
“谢谢。”我说。
走出派出所时，天已大亮。